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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英雄与奸贼常常在一念之间，真情与背叛往往藏故纸之下。
张爱玲、胡适，吴稚晖、章太炎，杜月笙、李组绅……
大时代、大变局中的风云人物，他们的背后有什么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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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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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是台湾知名民国研究专家蔡登山先生的最新作品，作者在翻阅海内外大量日记、书信、报刊、回忆录的基础上，通过排比史料、稽古钩沉，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名人翘楚，或发掘文献，或重新解读。这些文章一方面独立成篇，各有纵深；另一方面又草蛇灰线，浑然一体。作者站在百年之后的台湾，对张爱玲、苏青、胡适、林语堂、许寿裳、张大千、杜月笙等名人的生前身后重新审视，展现了他们在赴台之后或在大陆时期也少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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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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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1954年生，台湾台南人，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等。1993年起任《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制片人及编剧，该系列荣获1999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2002年起制作《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著有：《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往事已苍老》《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百年记忆》《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名士风流》《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重看民国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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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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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上海十年”——1943—1952年张爱玲与其他作家的交往
张爱玲梦魇——从《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窥
难忘两代情——访宋以朗谈张爱玲及《小团圆》
从一篇佚文看苏青与姜贵的一段情
口述历史不可尽信——从胡适给许世英的信说起
胡适与徐芳
从《无所不谈》看晚年的林语堂
许寿裳在台湾（1946—1948）——读许寿裳日记、书信
吴稚晖与章太炎何以成死对头？
日本名医眼中的民国人物
我编《上海大亨杜月笙》
杜衡： 从“现代”派作家走向政论家
张道藩： 永远的“文艺斗士”
钱歌川： 从作家到台大文学院院长
黎烈文： 翻译家教授
杨云史： 江东才子的坎坷一生
林庚白： 算命家？狂狷士？
沈苇窗与《大人》杂志
陆丹林与《当代人物志》
高伯雨： 最后一位掌故大家
汪希文及其岳父江孔殷（霞公）二三事
姚灵犀： 创下许多“第一”的性学专家
李组绅： 民国奇人回忆录
张大千在艺坛文友间
陆澹庵力捧名旦绿牡丹
《睢阳五老图》的被夺及最后流向
《青卞隐居图》的来龙去脉
——兼对陈定山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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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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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两代情——访宋以朗谈张爱玲及《小团圆》（节选）
《小团圆》出版的转折
张爱玲在遗嘱中写道： 一旦弃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夫妇。而1996年，宋淇过世。宋以朗说母亲生前迟迟未决定《小团圆》的去向，患得患失；加之母亲是极度不愿在媒体曝光的人，一旦要出版势必免不了要面对媒体。所以2007年11月母亲过世后，这事就落到他的身上。《小团圆》的出版，宋以朗在该书的前言已经详细地说明了。宋以朗认为，张爱玲虽曾考虑销毁《小团圆》，但她根本舍不得。去年他用了数个月整理和研究张爱玲与父母40年间600多封、40万字的书信，发现在1993—1994年间，她仍多次与父亲讨论修改书中内容，证明她很珍视并也仍想出版此书。而1993年10月张爱玲给《皇冠》主编的信写道：“《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也因此宋以朗在2008年10月决定要出版《小团圆》。其实该书的原稿628页，在1995年已由《皇冠》老板平鑫涛亲赴香港带回锁在保险箱中，全部书稿张爱玲生前都重新抄过，字迹工整，因此编排校对极为顺利，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宋以朗谈到《小团圆》时表示，那是张爱玲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以英文撰写的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易经》（Book of Change），后来她从中抽出一节加以改写而成，而Book of Change书稿因太厚当时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小团圆》有着太多的自传成分，宋以朗说故事从香港写起，其中第一、二章有《烬余录》的影子。我觉得虽然书中的人物名字都改了，但太多的情节是写张爱玲本身经历的事。尤其和胡兰成所写的《今生今世》相对照，两人有时都同写一事，只是观点、笔调迥然有别，胡兰成显得风流自赏，而张爱玲则趋于平实。其中九莉是张爱玲本人，文姬可说是指苏青，而写邵之雍（胡兰成）从华北找了虞克潜来，到报社帮忙，虞克潜是当时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明眼人一看应该知道张爱玲说的是沈启无，他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在胡兰成办的《苦竹》杂志还写有《南来随笔》，对张爱玲颇多赞赏。1945年初随胡兰成到武汉办《大楚报》，因在胡兰成的小情人周训德面前说了许多胡兰成的风流往事，胡兰成得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小团圆》书中说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道：“这人心术不正。”这恐怕是受了胡兰成的影响，胡的书中甚至把沈启无讲得有些不堪，但恐非实情。他如张爱玲帮胡兰成在温州的新欢范秀美画像，两人书中都有提到此事，只是在《小团圆》里范秀美化身为玲玉；胡书和《小团圆》都提到婚书写着“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一字不差。《小团圆》后来出现了“燕山”这个人物，似乎大家会想到桑弧。宋以朗说实际上桑弧是导演，而在书中却换成演员的身份。张爱玲与桑弧合作过两部电影，一编一导，当时像龚之方等人都想凑合这一对，外面也有些流言，我们不知当时张爱玲心中可曾有过一些悸动。当年我们在拍张爱玲的纪录片时曾访问过桑弧，他看着我们递给他的张爱玲的照片时，说“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几句话轻轻带过，个中消息，令人难以索解。
《小团圆》在1976年写成，当时宋淇是反对出版的，因为太多人会“对号入座”，何况当时胡兰成还在台湾。“汉奸”的标签当时还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他不愿张爱玲卷入其中，这层顾虑无疑是必要的。我们看在这之后张爱玲发表了《色戒》，当时张爱玲还被指责有“歌颂汉奸”的嫌疑，苟若《小团圆》在当时出版，能不卷起“千堆雪”吗？宋淇当时甚至要张爱玲更改男女主角的身份，将邵之雍改为地下工作者，九莉改为学医的。宋以朗说后来她都没有改，因为张爱玲回信中说医师这行业，她完全不懂，怎么改？
张爱玲未完
张爱玲过世已十四个年头了，但她的书还是一本一本地出来，一如生前，这在作家群中也是个异数。《小团圆》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本，未来还会有《易经》（Book of Change）的出版。宋以朗说张爱玲在写作时就把它分为上、下，所以将来出版时会有上、下两册。从书稿上看，在1960年或1964年赖雅还帮张爱玲改过Book of Change。至于未来中文版的书名，我建议他要取一个张爱玲式的书名，即使用“张爱玲的《易经》”都少了些韵味。张爱玲的小说篇名都是具象与抽象的结合，有具体的形象，又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例如《第一炉香》《茉莉香片》《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甚至到《色戒》《小团圆》。她在篇名或书名上，无不用尽巧思，画龙点睛，一字之易，尽得风流。她大概是现代作家中最注重篇名或书名者，难怪她还写了《必也正名乎》的文章，一再地强调。唯一的例外是《半生缘》，那是宋淇为她取的。宋淇说：“《半生缘》这书名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她来信说： 《十八春》本想改名‘浮世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了‘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次年五月旧事重提，说正在考虑用‘惘然记’，拿不定主意。我站在读者的立场表示反对，因为‘惘然记’固然别致，但不像小说名字，至少电影版权是很难卖掉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爱玲终于采纳了这客观的意见。”上次宋淇完成了任务，这次恐怕得让宋以朗伤脑筋了。
当然伤脑筋的事还不只这桩，目前他在整理张爱玲的书信，有张爱玲写给宋淇的400余封信，而宋淇夫妇的回信也有200余封。他用心地排比这些书信，试图尽量让它有来信有回信，仿佛两人隔海对话般。但他发现早期有段时间父亲给张爱玲的信全无了，原因是这段时间张爱玲在搬家中弄丢了，而宋淇给张爱玲的信一般都会影印留底，但早期复印机尚未发明，因此连副本都没存留，根本无法对话，只能有张爱玲单方面的书信。面对这批如此庞大的往来书信，宋以朗说他原本想将它归类，像两人谈《小团圆》的归成一类，两人谈《红楼梦》的又归成一类。我告知他这样会遇到相当大的困扰，因为届时会发现有许多信是无法归入哪类的，加之归类后势必打乱了时间次序，相近的两封信若主题不同，势必被归到不同的类别，而两封信的承先启后的讯息，也将随之不见了。这虽然方便了某些研究者，但对广大的读者而言在阅读上得翻来覆去，势必治丝愈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按时间前后次序排列，最后再做一索引，索引有提要，读者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看的书信。如此一来，在阅读上或研究上，应该就可以同时兼顾到，可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许寿裳在台湾（1946—1948）——读许寿裳日记、书信（节选）
主持省编译馆
许寿裳抵台后，6月27日即投入编译馆的筹备工作，开始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分为四组： （1） 学校教材组，（2） 社会读物组，（3） 名著编译组，（4） 台湾研究组。馆中人员分为编纂、编审、干事、助理干事四等。其实在还没到台湾之前，许寿裳就已广邀人才，就其书信集，我们可得知一二，如5月27日致陈仪函云：“这事以求才为先，所以拟先邀专家二三人相助为理……余或可就地取材。”同日致袁圣时（袁珂）信：“兄如愿往台任编译工作，还希示知，弟抵台后设法安排。”同日致谢似颜信：“兄惠允前往，工作亦甚相宜。”同日致程柏如信：“张一清兄才学兼长，素所钦佩，未识现任何事，能惠允往台否？恳兄代为劝驾，如蒙其允许，弟到台后，即当电邀并详告职务待遇，此时请兄与一清兄均暂守秘密，其他编译人才亦请代为物色数人。”同日致马禩光（孝焱）信：“如蒙惠允即当电邀，拟邀兄前往相助。”又据6月27日日记云：“发电傅巽生、张一清、戴静山任编纂与秘书。发电邹曼支、何乐夫任编纂。发电马孝焱任编审。”7月28日致章微颍《锐初》信：“敦请兄为编纂……务请俯允，匡我不逮。”从他答应陈仪之邀那刻起，他人虽在南京但已开始广邀人才，一直到抵达台湾，甚至到了1946年年底他还继续不断地为这一新成立的重要机构寻找人才，费尽心力。
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成立，在龙口町（南海路）教育会馆对面，借得“参议会”的几间房子，开始办公。8月7日编译馆正式成立，至10月31日馆舍方才迁到表町（襄阳街、怀宁街口）。据当时在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当编审兼主任秘书的杨乃藩（1915—2003）回忆说：“陈仪竟有意把总督府指拨为编译馆馆址。他把此意告知许先生，并称编译馆工作展开后，规模宏大，人员众多，必须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处所。许先生当即派员到总督府的遗址去勘查。殊不知该一建筑正是战事末期盟军飞机主要的轰炸目标，很大部分墙壁倾圮，瓦砾遍地，其中还栖息着上千名等待遣返的琉球难民；再加上大而无当，怎么能够作为办公场所呢？于是，乃再指定襄阳路与怀宁街、新公园省立博物馆旁的一幢房子作馆址（这座房子在编译馆结束后作为美国新闻处，其后又作为中国农民银行行址）。”他又说：“学校教材组，这一部分以编撰教科书为主（印刷发行由台湾书店负责），接收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已略具雏形。社会读物组，是编辑一般性的民众读物，许先生自己率先编了一本《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也要笔者赶编一本《简明应用文》，以应当时民间的急迫需要。这部分找人也比较容易，记得有几位许先生在北平女师大的学生如梁瓯倪等都被罗致。名著翻译组，这部分是重头戏，据说陈仪希望在短时间内译出世界名著五百部。这一想法来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译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国民文化水平。由于许先生广泛的学术人际关系，他函电交驰，邀约多位高手来台助阵。其中有李霁野、章微颖、谢似颜、缪天华等。因为许先生是留日的，所以以通日文者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译过来。台湾研究组，对台湾历史文物作系统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为杨云萍先生（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一位日本学者国分直一也被罗致，专事后龙、苑里及圆山贝冢等的考古工作。”
起初，编译馆的工作开展不顺，据许世玮的回忆：“父亲相当忙，除正常上班外，晚上也常出去访友商议工作。有时回家时气鼓鼓地，脸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顺利。他在家里有时还发些牢骚，说人手不够，工作难做，编译馆内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动手，连贴邮票、发信都是自己干。办公室、宿舍、交通车等等都要他去解决，所以特别累，而最伤脑筋的是请人这件事，答应来的人因种种原因迟迟未到，工作难以开展等等。”到了1946年下半年，编译馆已初具规模了。曾是许寿裳华西大学的学生的袁珂，也被函召于1946年8月底抵达台北。另外，10月初李霁野抵台，12月李何林也抵台。袁珂后来回忆说：“那时编译馆人才极盛，有李霁野、李何林、杨云萍、谢似颜等诸先生，真是众星璀璨。”尽管如此，许寿裳还是为了编译馆的各种琐事而忙碌着，他在1946年10月25日日记这么说：“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陈种种困难： （一） 本馆馆舍，（二） 职员宿舍，（三） 宿舍家具，（四） 交通车及小汽车，（五） 宴会请柬。请其婉告主管人员，对于本馆工作之特殊性质加以认识，本馆事务现状之特别困难加以了解，切弗漠视。”只是好景不长，经过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
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治台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国化”，这是战后台湾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的原则性指导纲领。当时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的范寿康就说：“皇民化的教育是不择手段、费尽心力，想把住在台湾的中国同胞，都教化成日本人……变成为供日本驱使的奴隶……甚至禁止他们阅读现代中国的书籍……过去所受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我们自然应该从速彻底加以推翻，用最经济最科学的手段使台湾教育完全中国化。”
当时台湾人民遭构陷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这些歧视与误解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诗人王白渊对此指出：“……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好像把台省看作一种殖民地，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使台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发生隔膜”。
当时的台籍作家吴浊流，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无花果》一书中，对陈仪所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的种种作为，有着亲眼的观察与分析。他说：“在陈仪长官的部下里……从整个看来，拥有现代知识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风者多。……各机关接收以后，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来的位置。因此，对工作、环境详细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谙工作的外省人却悉数居于上位，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这样一来，政令的推行就无法顺利。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线上，毫无顾忌把嫉妒表露出来，而外省人又抱着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谓‘官官相护’，互相维护的关系，自然会怀有优越感而去轻视本省人了。”由于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懂中国的国语，加上前述台湾人被奴化的误解与歧视，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对待，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人民处处吃亏、双方的隔阂加深，也使得台湾人民十分不满。由于外省人的无能与蛮横而衍生出的省籍间倾轧，终于爆发“二二八事件”。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镇压行动，据估计民众死亡人数在18 000至28 000人之间，受害者大多未经审判即被枪决，甚至死得不知所终。
许寿裳在2月28日当天日记云：“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3月8日日记云：“夜十时后，开枪声甚密。”3月9日日记云：“台北到军队，知局势渐平。”对于此事件，许寿裳在3月22日给其子女的信件说：“其远因是受日本侵略教育的遗毒，以致国语国文隔阂既大，祖国文化懵无所知，其近因则为战时流氓被敌人征用，派往打祖国、打南洋，迨后悉数送回，伺机蠢动，毫无常识，其愚可悯，其悖可诛。”此信在事件后的二十天写成，在当时报纸均受到严密控制、信息不畅通的状况下，不排除许寿裳对于整个事件的远因、近因并不清楚，故有此论断；再者因许寿裳平日在工作中或生活中对台籍人士并无差别待遇，也就是说没有省籍观念，而对国民党统治引起的省籍冲突也未有深入了解，所以才有此种说法。
编译馆的裁撤与成果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虽屡遭蒋介石批评“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的陈仪，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事变决议引咎辞职”，但蒋介石没有同意。蒋介石不仅没有立刻撤换陈仪，反而责备当时党内相逼太急。直至同年4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陈仪方才下台。陈仪调回南京后，担任行政院的顾问，尔后，又被指派为浙江省省主席。可说非但没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责罚，反而直接荣升。
许寿裳4月22日日记云：“中央社消息，台省主席系魏道明。”次日日记又云：“报上载魏主席昨已通过。……下午至公署访公洽。”24日日记云：“以辞呈面交公洽，不肯受。”对此，当时编译馆同仁程憬之回忆说：“同时外间对编译馆的攻击也乘时勃发： 陈仪因人设事啦，经费太多啦，没有成绩啦，思想有问题啦，不一而足。这情形许先生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诸不理，劝告同事安心工作，赶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台的消息发表了，新任秘书长徐道邻曾与许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台湾，但许先生没有去看他，人家问他打算怎样，他的答复是‘听其自然’。到魏道明到台湾的第二天，报章上刊出了编译馆撤销的消息，而许先生竟也在看报之后才知道这回事。”许寿裳5月17日日记云：“《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流露出他压抑的愤怒。6月25日日记又云：“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初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
据袁珂说有关编译馆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许师是鲁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倾嫌疑，所邀来馆工作的职员，含左倾进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霁野等；二是所编教本或读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变后，本馆有张、刘两位同事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说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许馆长知其无辜，亲自坐车去将他们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
编译馆从成立到裁撤，仅短短十个月，1947年6月24日，编译馆改组为编审委员会，由教育厅接管，当时负责移交的是章微颍（锐初）。据许世瑮说：“章微颍先生为先父寿裳老人任教北平高师之学生，是时执教于重庆，随即请辞，来台就职，后兼任秘书，三十六年六月编译馆结束，已印成图书二十余种，稿件三百余万言。”学者王小平指出：“同时，编译馆还承担了宣传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编撰的部分公民训练教材的出版任务，如《国语》《注音符号》《地方自治》等八种书籍。根据《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报告》，可以得知，到1946年11月为止，编译馆以学校教材组为例，已经完成了成人班及妇女班应用课本七种的初稿，‘国民学校’教材从光复初小教科书到高小、初中、高中、师范、职业学校教科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亦共七种。”而社会读物组编辑的大众读物，总称为“光复文库”。据学者黄英哲的统计，已刊的有许寿裳的《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黄承燊编的《标点符号的意义和用法》、杨乃藩编的《简明应用文》、马禩光编的《王充传》、朱云影的《日本改造论》、黄承燊的《四书浅说》、梁瓯倪的《妇女的生活》、袁圣时的《龙门》（童话集）共八种。而名著编译组，据李霁野说：“我在编译馆是编辑名著译丛，因为我译的《四季随笔》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只要加些注就可印行，所以1947年1月就出版了，印二千册，外印赠送册五十本，是赠送大陆各大学图书馆的。刘文贞译的《鸟与兽》是编译馆印行的第二本书，1947年6月出版，也印了二千册。我用五、七言绝句译的《鲁拜集》，本已打好型要付印，因为编译馆被解散作罢……还有准备好预备付印的李何林译的《我的学校生活》和金琼英译的《美的理想》。”而台湾研究组，黄英哲认为“除了继承日本学术文化遗产之外，也有继承日本学术研究风气的意图”。编译馆撤废后，杨云萍在1947年8月的《台湾文化》第2卷第5期，曾列举该组完成和未完成之书目。
许寿裳之死
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遇害了。2月20日的《公论报》如此报道：“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住宅，于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杀害。右脸耳朵下的颈项上一伤，约被砍三刀，长八寸，裂开约一寸，右鬓部两伤较轻，死在床上。满床鲜血。警务处的法医，替他缝密了伤处，在洗得干净的伤里，显见得刀痕的深度，已见了骨。凶手行凶后，弃凶器在屋子里，把房子里书信文件，翻得零乱不堪，又把皮箱一只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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