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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填补空白
以一个古代官员的一生经济收支为主题的著作，还非常罕见。张宏杰的这部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填补空白之功。
☆细节入手
这本书揭示了一些前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曾国藩被委派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为了保持翰林体统，他带去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但因无力负担过高的购置费用，他戴的蜜蜡朝珠居然是假的。更有意思的是，出京前，他交待仆人买一个“小戥子”，以称量一路上地方官员所送的银子。
☆立体呈现
此书还分析了曾国藩同时代或稍晚时代的一些官员的经济生活，比如那桐、刘光第、李慈铭等人，这其中那桐是最富的京官之一，而刘光第是最穷的京官之一。通过这些分析，比较立体地呈现了晚清时代官员群体的经济生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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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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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重点讲述了晚清时期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中，哪些是国家俸禄，哪些是灰色收入。其支出中，哪些用于生活，哪些用于送礼。通过细节恢复了曾国藩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如何，吃什么样的饭，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同时，作者的文笔还深入到了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比如清代督抚衙门的运转、官场潜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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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宏杰，1972年出生，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师从葛剑雄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秦晖教授。
目前已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专著11部。另外，任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CCTV1、9及湖北卫视2013年3月同步播出）《戊戌变法》部分总撰稿。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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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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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戴逸 1
序二 葛剑雄 5
绪言 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1
第一章 长途拜客：曾国藩如何筹措“进京资本”
第一节 从庶民家庭到绅士阶层的艰难突破 3
第二节 曾国藩入京为官的资本筹措 13
第二章 道光二十一年京官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一节 京官生活的开始 39
第二节 清代京官的薪俸结构及道光二十一年银钱比率 42
第三节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支出结构 49
第四节 曾国藩弥补赤字的渠道 96
第五节 理学修养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 106
第三章 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与京官后期生活
第一节 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 119
第二节 回不起家的侍郎 135
第三节 告别京师 152
第四章 清代京官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 京官生活的普遍状况 159
第二节 那桐：优裕豪奢型 161
第三节 刘光第：清贫刻骨型 178
第四节 李慈铭：穷而奢型 187
第五节 曾国藩李慈铭收入支出结构对比 194
第五章 湘乡曾氏的乡绅生活
第一节 湘乡曾氏交往层面的提升 215
第二节 曾麟书的绅士功能 218
第三节 曾国潢通过发挥绅士功能所获收入 228
第四节 曾国藩对曾国潢的约束 239
两个结论
第一节 清代京官收支的畸形结构 242
第二节 传统俸禄体系的“补丁机制” 250
后记 253
参考文献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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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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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补贴。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地宅宽大，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1754，又移寓横街。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多，此系地脉所管，街背南半截胡同次之）。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名似瑄，江南人）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宅正对门则挥颜彬（广东正主考），宅斜对门则孔样霖（云南主考）；宅左（隔两三斋门）则戴北春（陕西正主考）；宅后（隔一斋门）则（李）文田（江南正主考）。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
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他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位于南横街与贾家胡同交口，民国年间北京内外城详图上标为“增寿寺”）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
绳匠胡同的住宅有房十八间，比棉花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不过在账簿中，曾国藩记载的实际房租数是十千文，合成银两，房租一年要83.68两。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4两。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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