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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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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知名博主、著名文化评论人刘仰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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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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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政治文化理论的维度，对当前中国人热议的民族精神话题，进行多个方面的论证和阐述，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哲学和国际关系。作者作为著名文化评论人，文化底蕴深厚，熟悉中外人文历史，对当代中西交往关系研究颇深，针对当前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见解独到，言之成理，也有一些可能引发争论的观点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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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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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字仰之。著名学者、中国文化评论人、作家。曾经从事出版行业，现从事电视媒体行业，并涉及文化评论、影评。著有《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超越利益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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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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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何为“中国梦”？
一、“中国梦”的近期目标：两个翻番
二、“中国梦”的现实针对性：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
三、“中国梦”的核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四、“中国梦”的历史意义
第二章 我们曾经的光荣
一、梦想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
二、我们曾长期站在农业文明的巅峰
三、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曾长期领先世界
四、美好的中国与美丽的中国人
五、清除文化种族主义
第三章 中国的沉沦与屈辱
一、西方为何能崛起？
二、鸦片战争造成的历史转折
第四章 艰难抗争
一、最初的惯性与浅层的较量
二、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探索
三、民众与精英的隔阂
四、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第五章 灿烂曙光
一、历史的废墟不只是废墟
二、“依靠谁”是个大问题
三、得民心者得天下
第六章 温情的敬意
一、历史虚无主义用心何在？
二、挨打、挨饿与挨骂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
第七章 改革没有完成时
一、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二、警惕“改革霸权”
三、稳妥改革与急功近利
第八章 道路自信
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有目共睹
二、后发达国家的玻璃天花板
三、“中国特色”究竟哪里特别？
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三角关系”
五、中国传统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九章 制度自信
一、群众路线就是民主
二、宪政没有唯一模式
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
第十章 理论自信
一、话语权也是国家主权
二、争论还是不争论？
三、维护毛泽东就是维护理论自信
第十一章 文化就是力量
一、“以文化之”与“以武化之”
二、中国文化是统一的力量
三、文化也是经济
四、文化自信给予我们力量
第十二章 经济民主是民主的本质
一、民主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二、中产阶级如何才能壮大和稳固？
三、贫富差距背后的金融黑手
四、“小政府”与“大政府”
第十三章 实干兴邦
一、教育要为“实干兴邦”服务
二、国家主导科技创新
三、“中国梦”与“美国梦”
第十四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一、中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受害者
二、中美关系的“老路”与“邪路”
三、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四、中美永不战？
五、联合国与世界政府
第十五章 中国好，世界好！
一、中国为天下：广德不广地
二、中国历来奉行开放与共赢
三、“中国梦”与世界相互需要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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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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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想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
有人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所以谈不上“复兴”，因为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能复兴什么？的确，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诞生了很多新名词。必须指出，那只是名词，不是实质。虽然“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是梁启超首先提出的，诞生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中华民族”的实质早就存在，中国很早就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也不长，古代“中国”一词，在西方和中国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很多小国家同时存在，的确使得整体上的“中国”概念淡化了，即便是统一的王朝，也被称为汉唐宋元明清。然而，即便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出现得较晚，我们能否定中国在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吗？“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以英国来说，它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称谓是19世纪以后出现的，我们能由此说英国以前不存在吗？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编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诗作的创作时间跨越五百多年，有些来自民间，有些来自宫廷。当年那些不知名的创作者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对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向往。例如，“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新解》，沈泽宜译注，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一词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虽然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多国并存的春秋时期，《诗经》中那些诗句产生的时间可能更早，但是，“中国”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且，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那个时期以前就开始了融合的过程。例如，炎帝黄帝所领导的是不同的氏族部落组成的群体，如今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齐鲁地区，早先也被称为东夷，现在谁还会将它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因此，“中国”“中华民族”在事实上早就存在，虽然它的内涵在历史上多有变迁，不断丰富，但这并不影响它事实上的客观存在。
《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到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这一概念的久远历史，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留下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小康”。如今人们常说的“小康社会”，源头就在这里。当然，今天在“中国梦”中描绘的“小康社会”内涵，与孔子时代已不一样了。与“小康”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大康”，它最早也出现在《诗经》中。《诗经·唐风·蟋蟀》写道：“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诗经新解》，沈泽宜译注，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与“小康”概念沿用至今不同的是，虽然后世也有人多次提及“大康”，但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用“大同”替代了它，“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描述，这也可以视为“中国梦”的源头。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选译》，朱正义、林开甲译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58页。]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选译》，朱正义、林开甲译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58、59页。]
两千多年后，如今我们追溯“中国梦”的源头，并不能说“中国梦”在两千多年间一直没有实现，所以要靠现代人继续完成两千多年前古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不同的理想。旧的梦想实现了，就会产生新的梦想。始终有梦，说明中国人始终在进步，始终不断拥有新的希望。不断追逐梦想，就是在一个个梦想实现的基础上，有信心、有能力、有希望、有动力地追求新的理想。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活力所在。我们今天像古人一样充满希望地拥有梦想，充满热情地追求“中国梦”，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梦想的内涵与古人一样。不管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这个概念一直延续，但它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古人。
笼统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已经达到全世界最高的文明成就，并不等于说今天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农业文明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梦”虽然像中国古人一样是一个动力和方向，但在具体内容上，要求我们在工业文明以及一系列新技术、新经济的历史大背景和历史趋势下，追求梦想的新内容，像中国古人达到农业文明最高峰一样，在新的文明背景下，使当今中国或者使我们的子孙达到新文明的最高峰。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恢复我们过去曾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它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新成就。
有人说“中国梦”所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历史倒退的嫌疑。的确，“复兴”一词与直线型、不断上升的历史进化观点不相吻合。历史直线进化的观点，大都把西方文化、西方制度当成高级别的文明类型，包括“历史终结论”在内，都把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放在较低级别的层次上，在他们描绘的历史进步路线图中，属于要被历史淘汰的对象。但是，这种观点并非真理，历史直线上升的观点只是一种理论，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理论还是接受现实？
历史进步论最大的悖论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历史像那种理论所说的那样是直线上升的，欧洲15世纪时，为何要复兴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按历史进步论的说法，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制度文化，难道不应该被淘汰吗？但是，无数历史教科书、无数专家学者都言辞确切地肯定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价值和历史贡献，将其当成欧洲走向全球化、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为何就不能接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何就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成是历史的倒退呢？这样的双重标准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西方做的才是对的；一样的事情，只要不是西方做的，哪怕事情做得再好，也不应该提倡、不应该肯定。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完全照搬、重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而只是汲取一千多年前古老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适合当时欧洲现实要求的合理成分，重新加以改造。从这个角度说，五千多年的中国积累的大量历史实践和经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对今天的中国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梦”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也会引起反对声音。反对的理由和角度各种各样，就本质来说，大多数反对者基于自身所接受的西方观念，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对“中国梦”评头论足。“中国梦”的确与很多西方理论不符，因此，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的人会发现“中国梦”与他们接受的西方理论不吻合，所以便反对或有微词。在我看来，用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不能完整解释，并不影响“中国梦”的价值，因为，“中国梦”是中国的梦，而非西方要求我们、规定我们、允许我们做的梦。西方理论无法完全对应的“中国梦”，恰恰是中国自信的体现。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参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判断。历史既有真实的原貌和岁月的取舍，也有后人不断积累的解读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的复兴都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到过去。
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历史学界一般将中国古代的文明称为农业文明。毫无疑问，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凭着土地和土地上创造的财富，几千年来，中国人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和无数优秀的文化产品、文明成果，至今依然在造福人类。中国历史传说中有教会人们畜养捕捞的伏羲，驯化动物的家畜饲养由此开始；教人们建造房屋的有巢氏，使人们摆脱了洞居、穴居的简陋方式；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使人们使用工具的手段大为提高，也改善了人们的饮食方式；神农不仅尝百草，而且教会人们稼穑技艺，种植五谷，真正的农业由此产生；黄帝轩辕总结了治病救人的经验，形成独特的中医传统，传说他还开创了天文历法，也与农业密切相关；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桑植，传人缫丝，不仅奠定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还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丝绸文化，造福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不绝；仓颉造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时代，惊天地泣鬼神，不仅使我们得以通过文字记载看到祖先的光荣，也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独特和优秀的文字形式，成为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治水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兴水利，其目的也是发展农业。这些史前时期的模糊记载，有些未必是真人，很可能是用一个名字代表一个部落，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创造，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初的起源，带来日后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
工业革命之前，农业文明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形态，与之相伴的还有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等。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从自然界获得财富的方式。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到处游走，寻找有财富的地方，哪怕是水草。他们虽然也有创造，但创造的程度有限，在一个地方获得财富后，便离开寻找下一个地方。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外向的，带有不同程度的扩张性。中国农业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定居，并且，人们所获得的财富主要来自定居的土地。一块固定的土地几乎能给予一个中国人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也包括与其他定居者的交换、交易。因此，长期受农业文明熏陶的中国人，爱土地、爱家乡是非常自然的感情，没有任何做作。同时，男耕女织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式，使得这种依赖土地的农业生活方式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的凝聚力，由此扩展到国家。它像一个大家庭，从爱土地、爱家乡到爱国，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主要体现自给自足的财富方式，对于国家也一样。恰如家庭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也需要交换一样，国家对外贸易的本质在于互通有无，而非掠夺别人的财富。因而，这样的文化使得中国更能实现公平交易。
人类历史上早期有不少农业文明，如今，只有中国文明没有断裂，数千年一直延续下来。今天有些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负面的，看成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客观地说，中国近代的落后的确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但并不是全部。这个问题后面将会论述，此处只想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生命力如此强大，绵延数千年不绝，绝对有它必然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文化中，但更关键的在于创造财富、使用财富的方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文明都要靠财富来支撑，如果获得财富的手段丧失或减弱，这个文明不管它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怎样宏大的构建，也都基本到头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人靠着聪明才智，形成了农业文明条件下一整套创造财富的卓越方式，同时配合使用财富的合理方式，在创造财富方面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体系，文明得以延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中华文明真正价值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而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尤其重大。
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口。中国的国土面积或者说行政管辖范围在历史上多有变动，大致来说，中国的面积与欧洲差不多，从可以找到的历史资料判断，至少从两千年前开始，面积大致相同的中国与欧洲所承载的人口，中国长期比欧洲多一倍以上。[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在缺乏普遍避孕手段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创造财富的能力成倍地大于欧洲，从而使得中国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进入现代以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身为牧师的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强大的危机意识，使欧洲不得不以向外掠夺扩张的方式来满足人口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4左右，却能靠自身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是中华文明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现在有人从被歪曲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中国两千年来虽然人口众多，但人民都过得很苦，在极端贫困的生活线上挣扎，只能维持简单的温饱。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美国学者彭慕兰指出：17世纪时，英格兰贵族的预期寿命只有32岁左右，整个18世纪，英国人的普遍预期寿命在35岁到39岁之间。18世纪末，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7.5岁到30岁之间；19世纪上半叶，德国人的预期寿命各地区有所不同，其中东西普鲁士为24.7岁、莱茵省为29.8岁、威斯特伐利亚为31.3岁。对于中国，彭慕兰认为，在中国较为繁荣的区域，18世纪中叶的预期寿命是39.6岁，他还引述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19世纪之前“普遍高于西北欧同类人群的数字”[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
彭慕兰还指出：“保罗·贝洛克（Paul Bairoch）通过20世纪的数据回推，做出了对1800年前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均收入的估计。在他的数字中，‘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极轻微地落后于西欧，但领先于整个欧洲，中国则甚至领先于西欧。”[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彭慕兰还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的人均每天食物摄入量“远远高于布罗代尔对全欧洲‘大城市民众’的估计”[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此外，彭慕兰说：至少到18世纪后期，“东亚的城市在诸如保持公共卫生和供给洁净水等有关公众健康的重要方面远远领先……至少在母婴保健领域，清代医学……继续优于欧洲医学”[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上述数据和结论都是历史上的真实。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国，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地方无一例外都以中国为榜样，向中国学习。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终于有了可以同中国匹敌的创造财富的新手段，并作为人类文明的后起之秀赶超了中国，它们才像当今日本一样，羞于提及或尽量忽略它们当年迫不及待追赶中国的、想要搭上中国这条大船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从来都是先进的、从来都是领先世界的，而且，它们所有文明都来自它们自身内部的动力，而非外来的影响。
欧洲人在发达之后产生这样的心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有时候也不必那么无情地拆穿他们的自我包装。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长期灌输，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地位和价值也产生了顽固而强烈的错觉。时至今日，虽然西方少数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客观看待中国的历史地位，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愿接受他们的观点，依然在西方中心论的道路上甘心做它的精神奴隶。如果不改变这种心态和倾向，我们将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曾经对全世界的巨大贡献、曾经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刻价值，我们将永远缺乏自信，它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羁绊，束缚我们创造更大辉煌的精神动力。当我们说“中国梦”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不断实现更高目标的梦想，那么，继承中国伟大的历史传统，从我们创造过无数世界奇迹的祖先那里获得持久的精神动力，势必要求我们抛弃西方中心论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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