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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文学与电影的上海时代（1905—1949）》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期电影活动，可以为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电影创作、为未来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仅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就摄制了约1800部电影。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更是早期电影的天堂，通过银幕映像，上海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储满了一代人的记忆。
在中国电影艺术刚刚起步的那个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现代作家与电影之间的故事，成为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留给今人的、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
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早期的蹒跚学步到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其间还伴随着中华民族抵制外来侵略渴望民族振兴的、几近半世纪的屈辱与坎坷。如今，它已走过艰辛而不失辉煌的百年历程。回顾中国早期电影历经的那段艰难岁月，我们会发现，现代作家这一群体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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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学与电影的上海时代（1905—1949）》是一本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内容翔实、论述严谨的学术著作。其以中国早期电影为研究主体，在时间上以1905—1949为限，内容涉及文学、文化学、电影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本书共包括七章，分别为上海特质、疆界跨越、银幕表情、“影”“戏”相融、类型初创、流派对话和意义回响等，另有附录2份。研究指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采用理论译介、文学改编、剧本创作、导演和文化批评等方式融入电影领域，使电影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有力提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家国同构”观念、传统济世精神以及对西方现代思想的传递与借鉴通过电影得到了影像化、大众化实现；中国电影重社会功能、强于叙事以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特征因知识分子的参与得到了确立和强化；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在中外文化与新旧艺术的不断撞击中，在冲突、对抗与认同的情感转变过程中，以其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批判精神，在上海这一独特的现代化、国际化都市空间，为中国早期电影顺利完成现代性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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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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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昱，女，1972年生，陕西西安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批评，兼及影视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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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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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上海特质
第一节 洋场百相中的娱乐业态
第二节
国际化都市的文化诉求
第三节
移民城市催生海派风格
第二章 疆界跨越
第一节 理论探讨
第二节 剧本创作
第三节 阵地的力量
第三章 银幕表情
第一节 电影中的都市空间
第二节 娱乐精神与文化批判
第三节 电影作为文化消费
第四章 “影”“戏”相融
第一节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影戏”观
第二节 “文人”到“影人”的转变
第三节 电影叙事与文学传统
第五章 类型初创
第一节 家庭伦理片与儒家文化
第二节 武侠片的思想溯源
第三节 喜剧的视觉化表达
第六章 流派对话
第一节 左翼作家与左翼电影
第二节 “软”“硬”之争
第三节 人文电影的边界
第七章 意义回响
第一节 文学化电影的价值
第二节 中国电影的上海情结
第三节 电影知识分子·电影话语·电影精神
附录一 中国现代作家编剧或导演的影片以及创作的主要电影剧本目录
附录二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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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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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之于中国是一种“舶来品”，它从域外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吸收了中华文化的营养，并适应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娱乐需求，迅速地成长和发展起来，成为一种颇受广大中国民众喜爱的文艺样式，而其社会影响力也后来居上，大大超过了其他一些传统的文艺样式。中国民族电影从20世纪初的蹒跚起步到40年代后期一大批精品佳作辉映于中外影坛，其经历了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一批文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电影（特别是故事片）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借鉴了文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各种文艺样式的表现手段与技巧手法，并经过兼收并蓄与融合改造，使之成为一种音响与画面有机结合的视听艺术。其中电影从文学借鉴吸收了其通过事物的表象和联系来反映生活的能力，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的文学样式之特点和技巧，也都融化在电影之中，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同时，电影还学习借鉴了文学叙事和描写的结构与语汇，并形成了自己的电影语言。另外，虽然电影是一种由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录音、剪辑等集体创作的艺术样式，但编剧的剧本创作既是第一道工序，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好剧本就不可能有好电影，这一论断已被中外电影史上无数创作实践所证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期的故事片大多数是根据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明戏剧目和通俗小说改编拍摄的，诸如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等鸳鸯蝴蝶派作家纷纷担任了一些电影公司的编剧，而郑正秋根据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改编的同名电影和包天笑编剧的《空谷兰》，不仅风靡一时，影响很大，而且还奠定了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雏形。至于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的张恨水，其《落霞孤鹜》、《啼笑因缘》、《满江红》等一些有影响的小说也陆续被搬上了银幕，颇受观众欢迎。与此同时，洪深、田汉、欧阳玉倩、侯曜等一些新文学作家也进入电影界，开始了电影编导工作，为电影界输入了新鲜血液。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期间，夏衍、郑伯奇、阿英、阳翰笙等左翼作家相继担任了明星、联华、艺华等一些电影公司的编剧顾问，他们会同先期进入电影界的洪深等作家，先后创作了不少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并具有进步思想意识的电影剧本，这些剧本被拍成影片后不仅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艺术风貌，而且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也参与了一些电影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表达了自己的电影观念。抗战爆发以后，于伶、柯灵、周贻白等作家在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进步电影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以后，吴祖光、陈白尘、张骏祥、曹禺、张爱玲等作家也积极参与了战后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使中国电影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精品佳作。总之，中国现代作家积极参与电影创作不仅密切了文学与电影的联系，为国产故事片的创作拍摄提供了较扎实的电影剧本，由此增强了电影的文学性，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且使电影文学剧本成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文学样式，进一步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及其“上海电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上海既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创作生产基地之一。特别是20世纪初至40年代后期（除了上海“沦陷时期”之外），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和创作生产基地均在上海，而“上海电影”也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电影”。在此期间，上海不仅相继涌现了诸如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新华影业公司、文华影业公司、昆仑影业公司等一批支撑中国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生产的重要影业公司，以及诸如恩派亚影戏院、卡尔登影戏院、大光明影戏院等一些闻名遐迩的电影院；而且还聚集了一大批出色的电影工作者，其中如郑正秋、张石川、洪深、田汉、蔡楚生、夏衍、阳翰笙、孙瑜、吴永刚、袁牧之、史东山、费穆、赵丹、白杨、张骏祥、沈浮、柯灵、汤晓丹、桑弧、佐临等，均先后创作拍摄了许多各具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的优秀影片，为中国电影发展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尤其是30年代出品的《狂流》、《春蚕》、《渔光曲》、《大路》、《都市风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神女》等影片，以及40年代后期出品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天堂春梦》、《还乡日记》、《乘龙快婿》、《希望在人间》、《小城之春》、《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均已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影片不仅代表了那一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已经具有的艺术水平和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还堪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媲美，在世界影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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