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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Douleur Exquise，致我们的悲伤、脆弱的爱情，致所有痛过的人，记录分手的前与后，是法国学文艺的人必看圣典。
● 一部关于爱的书，记录了分手前的92天，分手后的99天。
● 一部关于爱之痛苦、挫折的书，苏菲·卡尔用244张照片和8万文字重新厘清了这段经历。这段感情令她悲伤不已，她不停地记下痛苦，不停地寻找朋友和陌生人，倾听他们最痛苦的时刻。她的痛苦后来慢慢地消失在众多的痛苦中。
● 一部当代法国艺术界最负盛名的作品，本书曾以戏剧、装置艺术等形式在世界各地展出，引起轰动和广泛关注。是法国学文艺的人必看圣典。
● 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苏菲·卡尔借助装置、照片、文字叙述及录像、电影等表现手法，以自传的方式，并遵循严格的艺术准则，将生活中的各种情境升华为艺术，表现私人和与他人关系的主题，影响巨大。
● 本书所表达的情感是每一个人都曾遇到或经历过的，但苏菲通过艺术家的视角，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读来让人震惊、感叹和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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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苏菲·卡尔获得一笔奖学金，到日本进修三个月，与恋人M约定在新德里会面，最终却等来分手的消息。为了尽快从失恋的打击中恢复，她不断向朋友和陌生人诉说她的爱情悲剧，也聆听对方讲述他们的痛苦。苏菲不停地用照片和文字，记录她从巴黎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中国，辗转到达日本的旅途经历。然后写下那些听到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以求治愈自己的痛苦。
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书，文本分为两个部分：痛苦之前和痛苦之后。
第一部分苏菲通过照片和文字记录了92天中的92个片段，每一天都以倒计时的方式呈现。
第二部分苏菲用不同的口气重复讲述自己的情感经历，并请朋友和陌生人讲述各自的最痛苦记忆，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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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苏菲·卡尔，1953年10月9日生于巴黎。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装置和观念艺术家、摄影师、作家、导演等。父亲是一名肿瘤科医生，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与很多艺术家来往密切。苏菲从小耳濡目染，走上了艺术之路。
1979年，在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环球旅行之后，苏菲回到出生地巴黎。既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也没有朋友，便决定在大街上跟踪陌生的行人，似乎想通过他们的眼睛重新审视巴黎。她拍照，并记录下行踪。她随意选了一名男子，跟着他一直去了威尼斯，于是有了作品《威尼斯跟踪》。这一年，苏菲还有一次突发灵感，连续八天的时间，随机邀请了一批人，分别在她的床上躺几个小时。她给这些人拍照片，问一些问题，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入睡者》（Les Dormeurs）。从此，苏菲不断突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一直致力于探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关系，常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她跟踪过大街上陌生的行人，也雇用过私家侦探跟踪并偷拍自己。她特别重视观众或读者的参与，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创作。
2010年荣获哈苏基金会年度国际摄影奖（le prix Hasselb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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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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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他着迷。他那么英俊。三十岁那年，我终于成功引诱了他。在一起的第一个夜晚，我穿了一件新娘的裙袍。我们在一起快一年的时候，我获得了这项该死的奖学金，赴日本三个月。他警告说，如果我弃他而去，他会将我遗忘。但1984 年10 月25 日，我仍然动身了。出于骄傲，还是硬充好汉？尽管他威胁我，但还是提议旅行结束后去印度见面。旅行乏善可陈，只剩下每天扳指头数分别的日子。1 月24 日，飞机起飞前三个小时，他打电话给我，确认了一些细节：他从巴黎过来，比我早到一小时，他会在新德里机场等候东京的航班。多么幸福。期待。悬心……登机时，有人转给我一条消息：“M无法到德里与您会合。巴黎事故。医院。联系鲍勃。”一定是在去机场的路上撞车了。是我不对。他们让我联系当医生的父亲：难道是要通知我他的死讯？在新德里，电话一直打不通。十小时之后，终于联系上了鲍勃，可他对此摸不着头脑。M是去过医院，但只是为了治疗指头炎，仅此而已。于是我打电话到他家。他一拿起电话，我便知道他不要我了。他说：“我本想过来跟你解释一些事。”我回答：“你遇到别的女人了？”“是。”他希望这回是认真的。我挂了电话。一连几个小时，呆坐在床上，死盯着电话机和帝国大酒店261 房间发霉的地毯。
②那是1980 年5 月18 日，在邦迪，我的家中。礼拜日。当时我十七岁。一家人吃过午饭，爸爸妈妈、两个兄弟，还有我。午后一点，哥哥站起来，说：“我去买点东西。”他亲了亲爸爸，然后出门了。两个小时之后，妈妈接到一个电话。她挂上电话，说了几句看似平淡的话：“迪迪埃出了点事，很严重。
我很快就回来，待着别动。”她流着泪。最痛苦的时刻是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两个小时的等待。在床上躺了一百二十分钟，想到瘫痪，想到死亡，透过窗帘，望着天空出神。五点的时候，我得知他从邦迪开往东站的火车上跳了下去。他只有二十三岁。我记得那天晴朗又炎热，是爸爸的生日。我们共进午餐，作为一个幸福而宁静的星期天，所有条件都具备了。
③那是1976 年的冬天。11 月。我二十五岁。在楠泰尔剧院排练一部戏。下午排练时，突然感到焦虑，一种奇怪的不安。于是，离开舞台去给我爱的男人打电话。一向冷冷清清的休息室铺着红地毯，而那天，我穿着一身红色套装。我在电话亭里，拨了男孩办公室的电话，要求与他通话。总机话务员回答说，很抱歉，不行。“为什么？”我问道。她说：“R 先生过世了。”那时，我的法语不是很好，于是追问道：“小姐，我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沉默。我又问，她明明白白地说：“这人刚刚去世。”起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接着眼前一片红。我懂了，他自杀了，罪魁祸首是我。我默默地挂了电话。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位被我强迫解释去世一词的小姑娘低低的嗓音。电话亭已经不在了。红色也不见了，如今一切都变成了白色。
④这事发生在非洲的偏远小村庄。1980 年1 月初。我用头撞墙，一边喊道：“我要杀了你，布丹，我要杀了你！”布丹是我的牙医，他向我保证过，一定会把我治好。虽然是很寻常的痛，但那一日，我的的确确很痛苦。别的就不提了。
⑤那是1977 年6 月。我十八岁，已记不清确切日期。或许还能想起来，但我尽一切可能将它忘却了。当时，我在位于布列塔尼大区普莱内埃瑞贡的一所农学院当寄宿生。那天早晨，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一片红色。透过红色，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在夜间失明了。雷恩医院的大夫没有一个知道病因。于是，我摸索着去了巴黎。他们安排我住进了科钦医院，并且通知了我远在奥兰的母亲。她一贫如洗，也不懂法语。她成功坐上了开往马赛的船，然后在马赛靠乞讨凑足了买火车票的钱。七月中旬，她终于来到我的病房。最令我心痛的回忆是她讲述的艰难跋涉。这比失明还要让我痛苦。
⑥那是1964 年。9 月的一天晚上，在圣日尔曼德佩的“老海军”咖啡馆露天座上。我们都是二十二岁。六个月来，我一直在她身边，一心一意、纯粹的爱情。我知道她已经结婚了。也知道她的丈夫失踪一年多了。她不愿透露更多，但提醒我说，如果他回来，她就会跟他走。将近七点的时候，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
向我们走来。不动声色。她用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他回来了。”他说：“你好！”她回答：“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他坐下来。问我是做什么的。他身上有一种暧昧的痞气。闲聊几句，喝过咖啡，他对她说：“好了，你来吗？”她起身向我告别，说了句“过几天见？”，随后他们便离开了。我跳进我的小汽车，一辆绿色敞篷的西姆卡1300。我放下顶篷，打算冲到塞纳河里去。那天夜里，我把车停在他们郊区廉租房的停车场，一直待在窗下。
⑦那是一个星期五。1983 年9 月23 日。午后三点。巴黎，让－雅克－卢梭街五号。仅有一张双人床的小公寓里。没有音乐。一支烛光。他二十三岁，我十九岁。那是我的初恋。可他选择了上帝，为了入教离开了我。一星期之后，他把汽车停在铁道口，纵身跳到了火车的轮下。人们从他小汽车的坐垫下找到了我的情书。他被葬在上萨瓦省。他的母亲拒绝我参加葬礼。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恸哭不已。从下午四点一直哭到六点，也就是葬礼持续的时间。接着，我在玻璃杯里点燃一支蜡烛，然后躺下，睡着了。醒来时，杯子碎了，蜡烛灭了，我跪下来。膝盖跪着地，手捧着我仅有的一张他的相片，死亡通知书上的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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