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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喜欢挑战，也喜欢高调，更喜欢和对手死磕；他总是言论火爆，嬉笑怒骂，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最有个人魅力的少壮派企业家。
有人说在中国所有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老总中间，若论个性鲜明，那么李国庆至少可以排进前五位。的确，李国庆在公司上市广受关注之后似乎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觉悟，他依旧是直肠子、暴脾气、敢爱敢恨，战京东、斗淘宝、挑战亚马逊、超越红孩子，斗个不亦乐乎。
这本书就是向你讲述这些故事的来龙去脉，讲述李国庆的创业人生，和率性而为的奋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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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郭志刚，笔名十二叔。资深媒体策划人，汉风商业观察机构创办人。长期关注中国商业环境变化及民企的发展与变革，专注于经管、人物与商业领域图书的策划与创作。
其代表作品《中国式企业联盟》《圈子段子：港澳富豪那些事儿》《圈子段子：好汉们崛起的秘密》等极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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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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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愤斗士”李国庆的青葱岁月
如今的李国庆风头正健，不管是公开亮相发言还是在微博上自娱自乐，都能吸引众多的眼球。你可知道，这位“60后”的老男人有过怎样的青葱岁月？他念小学期间就是模范生，得到满屋的奖状；中学期间就曾带领全校同学集体“罢饭”来抗议食堂难以下咽的伙食；北大时期更是风云人物，以校学生会副主席的身份和宿管阿姨对抗、向校领导叫板……特立独行是他的标签，率性而为是他的性格。
1.“60后”的“模范生”
2.北大“风云男”李国庆
3.机关的水养不住李国庆这条鱼
第二章 “前当当时代”的那些故事
当当网成立之后，李国庆觉得自己总算踏上了“成功人士”的金光大道。所以我们不妨将当当网的出现看做李国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么当当网之前的时间自然而然就有了新名字——“前当当时代”。看北大才子如何从人人羡慕的国家机关“挂印”而出，在资本市场玩得不亦乐乎。
1.开公司也跟风
2.含义深刻的“科文经贸总公司”
3.垃圾堆上跳舞的“皮包公司”
4．科文剑桥的辉煌往事
第三章 属于李国庆的那条鱼
一个北京男人，一个重庆女人，两个人都已经到了“剩男剩女”的年龄，却都还没有邂逅彼此的真爱。在异国他乡，两个人却意外地“对上眼”了。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这就是李国庆和俞渝的纽约爱情故事。
1.北京“老男人”的美国爱情故事
2.“国庆，我们结婚吧！”
3.老婆，咱们把公司搬到网上吧！
第四章 以亚马逊为榜样
2004年2月，美国亚马逊公司派出的高级考察团悄然抵达北京，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拜访立志要成为“中国亚马逊”的卓越和当当两家网络书店的当家人。一个月后，李国庆与陈年同时出现在某杂志封面，而那一期杂志的大标题赫然是：“谁会成为中国的亚马逊？”亚马逊和李国庆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1.研究“标本”亚马逊
2.亚马逊的中国同行们
3.夫妻档“响当当”
第五章 恩怨情仇话风投
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支持，关系当真是复杂之极。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肯定不是单单看中某个项目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创业者的团队。一般来说，只有优势互补的团队才能吸引投资者的目光，融资方面才更容易取得成功。李国庆和俞渝恰恰就属于那种优势互补的团队核心或者说搭档。
1.第一轮：IDG慧眼识英雄
2.第二轮：老虎科技基金横插一脚
3.第三轮：DCM、华登国际和AltoGlobal联合投资
第六章 与对手死磕
虽然涉足商圈多年，但李国庆骨子里仍然更像一个文人。他不圆滑、不会妥协，也不屑于做出委曲求全的姿态。他是感性的、冲动的、容易意气用事的人。有人说李国庆“冲动过剩，计谋不足”，俞渝就说“李国庆历来就没讲究过谋略”。只有这样的人遇到对手的时候，才会撂下“报复性的打击”的狠话，做出“死磕到底”的行动。
1.杀出重围，迎来“老师”的青睐
2.对贝索斯的收购说NO！
3.做生意就是要扎堆儿竞争
4.天生的对手：网络书店vs实体书店
第七章 十年不赢利的淡定
李国庆不是“好好先生”，他经常会生气，会发脾气，甚至怒极了在微博上发表“摇滚歌词”。他不习惯隐藏自己，也不像其他成功人士一样会包装自己。可是，当业界的同行们戏称李国庆两口子是“互联网界的搬运工”时，李国庆不怒反笑了。是他转变性情了还是学会了“外交”辞令？都不是，李国庆还是那个最率真的李国庆，俞渝还是那个最淡定的俞渝。
1.“傻干的两口子”
2.虽然不挣钱，但一直在努力的团队
3.“差点上了马云的当”
第八章 与京东商城的刘强东交手
李国庆给外界的印象向来是不像商人，更像文人；不像名士，更像斗士。这一点从他上学期间向校方施压、创业期间痛斥风投资本、经营期间与对手针锋相对就能看出来。既然是“斗士”，那就不管对方身份如何，年龄几何，只要你敢叫板我就敢于应战。他与电商界新贵刘强东的故事就从京东商城开通图书频道那一刻拉开了序幕。
1.被刘强东撞了下腰
2.血拼：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3.两个大佬的“骂”战
4.“集体吐槽”的IT老板们
第九章 上市：不得不说的幕后故事
对于所有的创业者来说，“上市”这两个字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魔力。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用到公司上市的艰难历程上也无比合适。上市成功之后幸福的眩晕感都是相似的，上市路上的艰辛经历却只有自己清楚。李国庆带着当当经历了11年的风雨才叩响了纽约交易所的大门，对“上市”更是感慨良多。
1.上市前奏曲
2.我可以敲两下钟吗
3.“很黄很暴力”的口诛笔伐
第十章 与人斗，其乐无穷
有人说：在中国所有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老总中，若论“个性鲜明”，李国庆至少可以排进前五位。他曾在当当上市之后告诉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们以后自己说话办事要高调了，希望大家作好心理准备。打好了这个招呼，李国庆的名字和他的微博开始频频占据各大商务网站的头条。战京东、斗淘宝、挑战亚马逊、超越红孩子，李国庆在电商的世界中充分发扬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只有不断超越，才能更好地生存
2.想领先，就要先革自己的命
3.2012，李国庆很忙
第十一章 当当为什么能成功
作为一家成立于1999年的电子商务企业，当当网绝对算得上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元老级公司了。三次融资，十年坚守，当当网终于在2010年底成功上市。是谁在引领当当网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当当网从一家单一的网上书店蜕变为品类齐全的“网上沃尔玛”？是什么原因促使当当网在大浪淘沙般的险恶环境中生存并发展壮大？走进当当，找寻它能成功的秘密。
1.铁打的当当，流水的高管
2.李国庆的“野心”
3.与顾客共进晚宴
4.响当当的慈善行动
第十二章 率真的家世界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不只拥有单一的身份。周旋在不同的场合中，一个成熟的人会根据气氛、环境的变换而扮演不同的角色。按常理说，像李国庆这样的上市公司CEO就更加需要多副面具来完美展示自己的每一面。可是我们看到的李国庆似乎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觉悟，他直肠子、暴脾气、敢爱敢恨，成为最另类的明星企业家。而他们的家庭，也因他率真的个性，充满了浪漫、漫馨、舒适的气氛。
1.有钱我也不得瑟
2.有钱人爱冒险
3.“俞”挫愈勇的辣妹子
4.“姑奶奶俱乐部”
5.“李大”和“李二”的故事
6.“李大”那点好玩的事儿
附录：李国庆夫妇演讲精选
一、《垂直电子商务的春天：赢利并高速增长是美好的》
二、《入世十周年与品牌未来发展》
三、《幸福还是不幸需要亲身体会》
四、《我看未来十年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
五、《当当网的定位与竞争战略》
六、《破坏式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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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后”的“模范生”
“我自己觉得高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当学生干部的经历。我当时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不是商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而拥有这些人脉是很重要的。”
——李国庆解释自己高中期间为什么热衷于参加社团，以此来验证成功人士的准备工作要从学生时代做起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于是，这一天就成为我们的“国庆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图省事或者追时髦的父母都习惯把10月1日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取名为“国庆”。当然了，参照“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传统和“男女有别”的原则，女孩叫“晓庆”、男孩叫“国庆”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1964年的国庆节，北京城又多了一位名叫“国庆”的男孩——李国庆出生了。
李国庆的父亲做过商人，解放前就拥有一家专营丝绸布匹的贸易公司，经常到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做买卖。解放后，随着家族公司被“公私合营”，李国庆的父亲成了北京的一名普通工人。
李国庆的父母生了四个女孩之后，又生了两个男孩，一共六个孩子。如果李国庆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第一个男孩，他将会很受宠。可惜的是这位将来的大老板是“老疙瘩”。他一落地就已经是李家的第六个孩子了，上面既有姐姐又有哥哥，放到一般人家就算不上宝贝了。但是李国庆打小就体弱多病，左右脸还发育得不太平衡，这些缺陷倒让家人又爱又怜，童年过得还算惬意。
关于李国庆发育得不那么完美的左右脸，我想多说几句。其实这个问题李国庆也经常会提及。成名之后的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上个财经杂志的封面都会要求对方务必派出最好的化妆师给自己做造型。以至于他在上电视时，有女嘉宾毫不避嫌地“赞”他是“花样美男”。李老板做现场招聘节目也是相当“以貌取人”，当别的面试官在思考求职者能为自己公司创造多少价值时，李国庆则会比较突兀地直言：“我不相信以你的姿色，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按照李国庆一贯的思路来说，如果是女孩子姿色不够好，问题就比较大了，很可能会影响你今后嫁得好不好，而嫁得好不好就关系到这一生是否幸福的重大问题。还好，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长得不帅顶多会让他在少年时期有一段烦恼，但在他完全成长、成熟之后，外貌就退到一个不太重要的位子上了。社会历来是这样，古代的“郎才女貌”或者现在的“男财女貌”，说的都是男人的内涵或者财富，很少有人花痴到选老板或者选老公时一定要求对方英俊潇洒。
自从当当网成功在美国上市后，李国庆就变成了公众眼中的明星企业家，对自己的仪容也渐渐上心了，虽然走的是平民时尚路线，但和当初的不修边幅相比，现在的穿着已经很讲究了。原来的李国庆其实是个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和那些注重自己形象的企业家相比，他更看重自己所创造的价值。至于仪表，基本上不太注意，一般要求能见人就行。创业之初，他和俞渝的工作都非常忙碌，一个在公司里运筹帷幄，一个出去谈判拉生意，李国庆一般只负责前一项工作，不经常抛头露面。正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时的李国庆不太在意自己在员工面前的形象。有时赶上早晨开会，他顶着一头略微凌乱的头发就去会议室了，从他踏进会议室那一刻开始，就有员工发现他头发上还有睡觉时被压弯的痕迹，等到他坐下来说一句“大家早上好”时，会议室里所有员工都齐刷刷地看着他，大概有一秒钟，大家互相看了看，点头示意：今天早上老板又没整理头发。
如今的李国庆已经是个爱美的“花样美男”了，而且又经营着当当的美妆采购部，许多美容体验他都要亲自上阵。有一次他还拉着90岁高龄的父亲做美容，看着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他突然觉得，现在必须要好好保养自己的皮肤，于是就和父亲一起做了个面膜。通常情况下，一对母女一起做美容总会给人一种温馨、恬静的美感，而如果把做美容的母女换成一对父子，感觉就有点奇怪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道理上讲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对事情看得开是李国庆上了北大之后不断思索的结果，在这之前他还是很在意的。我们经常会遇到因为极度自卑而变得极度自负的人，他们不过是用自己的张扬和自负来掩饰内心深处的那点自卑。处在李国庆的位置想一想吧，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耀眼的容貌，更倒霉的是从自己记事开始，父母就天天关牛棚、遭批斗，他们头上还顶着“特务嫌疑分子”、“投机倒把”、“反革命”的高帽子。这样的环境加上略有缺陷的外貌使得李国庆在童年乃至后来的人生中总是用一种过于激进的方式来思考和应对问题。
因为父亲的“罪名”影响了正在上学的哥哥姐姐和李国庆的“进步”，所以他追求进步的那个劲头比一般孩子都足。学习上刻苦是一方面，关键是小学时期的李国庆就能想到用“大义灭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上的进步。他看到姐姐无意间把缝衣针插到了领袖像上，就能跑到街道去“举报”，这一“壮举”让居委会的爷爷奶奶们特别欣慰，都说老李家出了明白人。
“文革”结束后，李国庆父亲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以前做买卖时的老朋友来北京找他，希望他能重出江湖，把贸易公司再开起来。老爷子害怕经商会再次连累孩子们，硬是没有答应。
当当网做大之后，也有记者采访了李国庆的母亲。老太太使劲回忆儿子小时候有什么“天赋异禀”的征兆，绞尽脑汁后想到了他在小学二年级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李国庆所在的大杂院，每家都有叔叔阿姨要离开父母到农村去。每次临行前，亲人们都会一送再送，抱头痛哭。李国庆见多了这样的场面，就对母亲说：“我长大了要当北京市的市长，让去农村吃苦的叔叔阿姨们都回来。”听了这样孩子气的愿望，母亲一笑而过。但是，后来看到李国庆在中学大学都当学生会主席，她觉得这个儿子还真是喜欢改变别人的命运，从政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小学、初中，李国庆都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零缺点”“三好学生”。这种说法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满墙的奖状就是证明。少年时期的李国庆充满了正义感，喜欢帮助后进生，喜欢作为学生代表向学校提意见。他还喜欢向老师举报哥哥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大公无私”的样子让母亲又气又笑。母亲私下里曾劝他“搂着点儿”，但李国庆我行我素，坚持认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模范生。
哥哥姐姐们说起这个弟弟，一致认为他在少年时代经常“干傻事、冒傻气”，总想做点与众不同的事。这一点在若干年后他的微博引起广泛关注后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有人对李国庆评价说他“一贯的鲁智深的风格，直话直说”。
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李国庆的老婆兼创业伙伴——俞渝。俞渝半是甜蜜半是调侃地说：“李国庆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是比较二的一个人。真该让他到美国刷几年盘子，他就不这样了。”
李国庆是在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读的高中，在这个青春躁动的年纪，他每天读的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些很主流的文学名著。虽然他不是北师大的子弟生，但这不妨碍李国庆脱颖而出，成为高中的学生会主席。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李国庆追求“自我价值”的人生阶段。他曾组织全校同学集体罢饭，抵制食堂难以下咽的大锅饭，代价是他不得不写了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向全校广播了一遍。这还不算，曾经荣膺“北京市新长征青年突击手”称号的李国庆居然没能在高中时期光荣入党，这件事在当时算是对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不过那时他还没有绝望，毕竟高中就能入党的是少数，不是还有四年的大学时间吗。他没有想到的是，大学期间自己那么风光，依然被党组织“拒绝”在门外。
1983年，李国庆高中毕业了。他认真分析了一下，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不错、口才也不错，准备报考法律系，将来做个“舌战群儒”的大律师。可是这一年北京大学新开了社会学系，让李国庆极为心动。在他看来，“社会学就是改造社会的学科”，太符合自己的社会理想了，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尚属冷门的社会学系。这个选择与十年后江苏考生刘强东的选择不谋而合，更为巧合的是两位同样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社会学才子都没有从政，都选择了下海经商，还都成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风云人物。
2.北大“风云男”李国庆
“我要组织同学砸烂你这个封建牢笼，这个封建的枷锁必须砸烂”！
——李国庆在北大任学生会副主席期间带领恋爱中的男女向宿管阿姨宣战
虽然说在重点高中就读同时拥有北京户口的李国庆不怵高考，但他没有因此而放松自己，还是一贯地努力学习，以“模范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考入北大时的成绩是全系第一名，大学期间也一直名列前茅，还时常发表论文，在同系的学生中颇有名气。
用李国庆的大学同学，后来的尊宝音响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冬的话来说，李国庆的知名度从新生报到那一天就开始显现了。补充一下，杨小冬的左右脸也有点不平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两个人在北大期间成为最铁的哥们儿。
杨小冬回忆说：“新生报到那天，大部分北京的考生都知道有个李国庆，尤其是师大一附中、师大二附中、师大系统的更熟。他是那种跟谁都不见外的人，跟谁都能搭讪的人。”李国庆这种自来熟的性格为他日后创业积攒了不少人脉关系，成名之后的李国庆曾经感叹：“人脉关系对我太重要了。以我做企业的经历，我的感受是，有许多机会，给谁都一样，但是为什么给你？靠的就是人品和人脉关系。”
李国庆在北大读书期间，像一个双面人，活得比较纠结。一方面他认真读书，竭力保持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他不安分于校园生活，除了活跃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之外，还喜欢继续挑战权威，做一些“惊世骇俗”的高调表演。比方说大学期间他又重复了高中时期的壮举，带领学生们抗议食堂的伙食质量；他还曾抱怨学校安排的课程有问题，领着同学们闹了三次，直到学校取消了那门课程为止。
李国庆有点倔强，有点较真，同时也很有正义感，是北大学子眼里的“正义使者”，爱打抱不平，敢替其他同学说话，甚至连领导的面子也不给。
那时候学校对学生谈恋爱还是颇有微词的，尤其反对那些借电话传情表爱的学生，认为他们耽误学习。有一次，公用电话出了故障，学校领导就故意不安排人修理。
可李国庆不干了，当着校长丁石孙的面跟总务处长较起真来。总务处长说学生“煲电话粥”会影响学习，在学校要以学习为主，因此没有修电话的必要。这番话激怒了李国庆，激动之余对总务处长说：你这个老顽固，学生谈不谈恋爱是他们的自由，你只管修你的电话就是了！
还好，北大的学风比较自由，讲究“兼容并包”，校领导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给他小鞋穿。
不管在什么年代，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含金量都是很高的。余杰曾经说过90年代的北大学生会已经渗入了社会上的不良习性，不少学生为了当学生会主席费尽心机，拉赞助、请客送礼、拉选票等无所不用。这样看来，“60后”的李国庆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念大学时同学们都还比较淳朴，同学们选举的学生会主席是那种不逢迎领导敢于替学生出头的人。这样一来，本来就爱管闲事的李国庆顺利当选了。
新鲜出炉的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李国庆很是“独领风骚”了一阵子。他很享受当家做主的感觉，坦言当上北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之后，就“把我自己都当成校领导了，哪儿的电线杆子该修没修黑灯瞎火，我就直接打个电话，还不是我打，先让秘书拨好电话，我再拿过来。我说我是李国庆，三天内必须把这两个电线杆子路灯给我安好，安不好咱们下个月质询会见”。李国庆说，北大的最后两年，是他的个性最为膨胀的时期。
他最大胆的举措应该是为陷入热恋的同学们发放避孕套。当然了，这次不是敲锣打鼓的公开宣扬，而是将避孕套放到信封里，送给那些提前品尝禁果的男女学生们。最有意思的是，装着避孕套的信封上还印着“北京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研究会”的字样，不明所以的人还以为这是给思想落后的学生上政治课呢。李国庆怕人家说他假公济私，大学四年竟然一次恋爱都没有谈。像是弥补自己大学期间没修“恋爱学分”的遗憾，李国庆在毕业之后结婚之前一口气谈了六次恋爱，“档期”始终没空过，用他的话说就是：“剩男剩女不可怕，别闲着就行。”
除了向同学们发放免费的避孕套之外，李国庆在捍卫大学生恋爱方面还有壮举，那就是“砸烂封建枷锁”。当时北大的校规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所以宿舍楼关门比较早。像女生宿舍楼通常都是晚上11点关楼门，在外人看来这个时间定的还算合理。可对于热恋的男女来说，不管多么晚关门，他们都嫌早。这其实是宿管阿姨和年轻人之间的代沟问题，发生矛盾不可避免。比如每天都会有晚归的女生被锁到门外的事情，紧接着就会有男朋友挺身而出，或恶言相向或低声乞求，希望宿管大妈能网开一面。
“英雄救美”或者说“骑士与巫婆”的“战斗”每天都会在女生宿舍楼门前上演，直到李国庆当了学生代表大会会长。李国庆的英雄主义是很强烈的，他听了很多男生的诉求之后，义无反顾地来为学生出头了。他走到宿管阿姨面前，理直气壮地对阿姨说：“我是学生代表大会会长，你必须把门打开，从此不许锁！”可惜宿管阿姨不买账，仍旧不开门。
李国庆是要面子的人，这么多男生把他请过来，可门还是不开，这不是给他难堪吗？他就当着一对一对的恋人的面发飙了，李国庆当场演说，慷慨激昂的具体内容大多已被淡忘了，但李国庆的同学还记得他当时大声叫嚣着“我要组织同学砸烂你这个封建牢笼，这个封建的枷锁必须砸烂”！关于这个片段，李国庆到现在还很自豪，总是说：“在北大比我高三届、低四届的学生一定都还记得我当年的风采！”他可不是光口头说要砸烂封建枷锁，而是真的上前一脚将锁踹开了。李国庆经过此事后得出的结论是“好锁也经不住三鞋底子”。
李国庆“点子多、能折腾”，这几乎是所有北大同学都认可的事实。当时他也勤工俭学、参加社会实践，但是人家所谓的“勤工俭学”可不是去学校食堂刷盘子洗碗或者看宿舍这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而是跑到校外跟着一些新创办的公司做策划。
三十年前就敢在北京自主创业开公司的人堪称走在时代前沿的牛人。这些人的公司规模也许不大，但他们的思想超前，都极具感召力。像李国庆这样的热血青年就被人家领袖般的魅力吸引了，做着不要钱的“义工”。虽然挣不到什么工资，但李国庆的“社会实践”档次很高，是可以报销午餐和车费的那种。所以，从大三开始，李国庆出门已经养成了坐出租车的习惯。在当时，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大多是自行车或者公交车，像李国庆这样天天打车的异类很是拉风。参加社会实践除了满足李国庆打车报销路费的虚荣心之外，也让他了解了策划杂志或者报纸的流程和方法。成功或失败都是别人的事，但有心的李国庆因为从头至尾的参与，对这一挣钱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还记得怎么称呼80年代的有钱人吗？没错，“万元户”！
那个年代“万元户”的稀缺程度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李国庆很争气，大学没毕业就成了“万元户”。这一点和十年后就读人民大学的刘强东相仿，那位更加年轻的网商新贵同样也是在毕业前夕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两个人的经验也许可以代表一部分成功人士的特色——“挣钱要趁早”。
谈到李国庆，80年代一直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还是很有印象的。丁校长是谦谦君子，他对李国庆的评价很有水平，说：“李国庆是能闹，但都是正统的闹。”虽然老校长对李国庆的闹腾还算认可，但李国庆在北大四年闹腾出了那么大的名堂之后竟然没能被批准入党，这一点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一位知根知底的同学揭秘说：“因为李国庆在大学期间是一个很极端、很有争议的人，所以没能入党。”他还说了，“李国庆是个怪人。一方面，他参加学生会、学代会这些组织；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忠诚于这些组织。他经常会冒出点跟主流意见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再平衡于两者之间。”看来，古人说的“有得必有失”还真是灵验，任何时候想要“兼得”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高中、大学两次入党的好时机都从李国庆手中溜走了。这两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失败让李国庆对“从政”产生了一种微不可察的、淡淡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在他到政府机关干了三年就辞职下海的事情上体现得最明显。
3.机关的水养不住李国庆这条鱼
“妈，您儿子在中央做农村研究工作，所以您应该支持农产品涨价。我们城里人凭什么就该有肉吃，水果那么多年不涨价，农民日子能好过吗？”
——李国庆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马上自觉维护起农民利益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与之相似的是“北大的毕业生不愁工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更是各大用人单位眼中的香饽饽。李国庆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至今都很热门的政府机关。李国庆的接收单位有一个很响亮同时很拗口的名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能有幸到这里上班的人还有一个公认的身份——国家领导人的“智囊”。李国庆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成为“智囊团”的一员，在无数人看来都是烧高香修来的好机缘。
政府机关单位比较看重资历，无论能力如何，要出众都得从最基层工作做起，比如端茶倒水、扫地擦桌子之类的杂事，大学生也不例外。李国庆所在的办公室又偏偏都是局长级别的，整个办公室就他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样一来所有琐事都得李国庆一个人搞定，这些繁杂的活对他来说可真是折磨，满腔热情都用在打水、扫地上了。他硬着头皮撑了两个星期，心情着实有点小郁闷。
这时，一位老领导找到李国庆，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让你这个大学生每天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是大材小用了，而且你每天上下班都需要打车，算下来一点也不划算啊！这样吧，这些扫地打水的事情以后你就别做了，你比我们忙，应该是我们给你打水扫地。”
老领导的话让李国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呵呵”笑了两声，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这是老领导跟自己开玩笑呢！其实“智囊团”的领导都很和善，是官员也是学者，平常不喜欢摆架子，但刚进机关没多久的李国庆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也不敢接话。
李国庆的母亲时常会唠叨大葱、土豆又涨了几分钱的话题。每当李国庆听到后，他都会义正词严地“教育”老太太：“妈，你儿子在中央做农村研究工作，所以您应该支持农产品涨价，我们城里人凭什么就该有肉吃，水果那么多年不涨价，农民日子能好过吗？”母亲对这个固执的儿子毫无办法，总是偷偷地对哥哥姐姐们说这个最小的儿子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书呆子”。
刚分配到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时候，李国庆还是很兴奋的。他说上大三的时候，他们班的“有志青年”们就开始在一起讨论分配到什么样的用人单位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改革的洪流当中”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就是到国家某个部门的研究室去做“智囊”，这样才能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当他听说自己果真被分配到了“智囊团”，第一感觉就是终于能过一把“指点江山”的瘾了。
李国庆的工作证在北京还显不出多么优越，毕竟天子脚下，见过世面的人多了。但顶着国务院办事员的身份到了边远地区，他可就成了“远来的和尚”，既会“念经”，又无比威风。李国庆曾经到云南出差，遇到了堵车。堵车这事属于运气问题，一般人碰上都没有脾气，只能乖乖等着交警来疏导。可李国庆是急性子呀，他坐在车里憋了一会儿后，忍不住钻了出来。如果北大的校友看见李国庆当时不太平衡的瘦脸上露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范儿”，肯定会说“北大学生会主席的那股劲头又回来了”。
他拿着工作证出现在了最拥堵的地方，说自己还有要务在身，耽误了时间就会耽误了大事等等，淳朴的云南老乡都很配合地让了路。结果，一场严重的堵车在交警赶来之前得到了圆满解决。李国庆对自己的“壮举”更是无比自豪，在以后和朋友聊天时也多次提及此事。
还有一次，李国庆跟几个朋友在舞厅玩。90年代初期，KTV还没兴起，原先规模参差不齐的舞厅正在向规模化和正规化转变，简陋的露天舞台逐渐被上档次的专业舞厅取代，并且开始向平民化发展，因此生意异常火暴。正当李国庆他们玩得“嗨”的时候，舞池里突然一片混乱，原来是有人打架。热血青年李国庆一听赶紧上前阻止，舞厅里人多混杂，现场指挥不太管用，情急之下李国庆掏出了工作证，现场立刻变得安静了。
虽说在机关单位混日子，可李国庆的单位到底是国务院的直属部门，他可不敢抱有“一份报纸一杯茶，混吃等死盼天黑”的心态。况且他只是刚刚毕业的北大青年，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血还未冷”，所以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都捧上金饭碗了，还依然不放弃写论文，或者研究“匈牙利早期工人合作组织”等形而上的东西。
在机关工作三年，李国庆除了每年参加两个课题的研究外，还写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报告以及学术论文等。当时，曾有教授看过李国庆的论文后，打包票说他30岁之前“成名成家”。但李国庆辜负了这位教授的厚爱，没能在做职业学者的道路上坚持下去，反而对怎样包装学者，怎样让专家、学者们为他“爬格子”产生了兴趣。
北大时期，李国庆去“勤工俭学”或参与“社会实践”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和图书有关的。大二的时候，李国庆根据自己勤工俭学的经历写了一篇“论勤工俭学”的文章，在《北京日报》刊登且占了不小篇幅，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大二的第二个学期，李国庆开始策划并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28万字的著作——《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书中对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作了分析，详细阐述了当时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建议。虽然书中的一些分析和描述还有点稚嫩，但并不妨碍李国庆展示自己的学术天赋。
自从完成这部《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之后，李国庆在学校的名气逐渐扩散，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得到了很多师生的欣赏，尤其是受到了时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袁方教授和社会学界重量级的人物于光远教授的青睐，赞扬他有思想、有见解。
对于北大文科生出身的李国庆来说，好像只有编书、写书这样的事情才能让他和“文化”沾点边。于是，他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图书大业”当中。当时，李国庆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北京图书市场最年轻最成功的主编之一，是出版社最欢迎的人物。但是，让他印象最深或者说以后被他提及最多的并不是他成功策划了什么书，而是“砸锅”的那一套“你我他”丛书。
80年代末的中国人都极为渴求知识，尤其对励志类的丛书怀有一种朝圣般的心态。李国庆对这种心态捕捉得很准确，但他最大的问题是犯了冒进的错误，将原本能够畅销的这套丛书印多了。本来如果只印1万套，肯定能让所有合伙人都乐得合不拢嘴。可一向“志存高远”的李国庆同志却主张印了10万套。一套书是9本，10万套是什么概念呢？即便是今天的畅销书也很少有一次印刷10万册的大手笔。
李国庆的冒进注定要吃亏。他清楚地记得“宣传、首发式都搞得轰轰烈烈，但书就是卖不完”。当时和李国庆合作的出版社是一家很新、很小的出版社，人家就是太相信李国庆国家干部和北大才子的双重身份，才欠着巨款印刷了10万套丛书。20多年前，近百万的印刷费、纸张费确实是一笔巨款。如果“你我他”丛书就这么亏了，出版社也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
李国庆觉得这件事的责任在自己，出于一种亏欠的心理，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把卖书当成了自己最大的使命。他抱着电话打给所有认识的人，请对方来帮忙推销这套丛书。什么工会啊、团中央啊、全国妇联组织啊、解放军总政治部啊，不管和图书沾不沾边，凡是他能拉上关系的单位他都一一求救。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李国庆其实是有侠义之心的人，他面冷心热，不愿意看到和自己合作过的人吃亏。
有一个最能体现他苦中作乐的段子，是他在武汉的推销经历。“你我他”丛书不是有9本书吗，其中《成熟的魅力》、《如何激励人》、《幽默定律》等在销售上都没大问题，关键是还有一本叫《乘九路车去天堂》的书闹了笑话。武汉当地接待他的人一听这个书名，马上就摇头表示帮不了忙。李国庆忙问为何，人家告诉他在武汉也有九路车，这趟车的终点站是火葬场。真是悲催，他组织的那帮编辑们好容易想出个不那么抽象的书名，却不小心犯了武汉人的忌讳。无奈，李国庆只好黯然离去，坐上火车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了。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他拿了一套书换了两盒盒饭慰劳了自己。那个肯用两盒盒饭来换李国庆一套图书的列车员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念之善“挽救”了未来卖书卖得最好的“中国第一人”。用余秋雨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两盒盒饭都带着一种人文的温度”。这个段子是李国庆在功成名就之后当做笑料讲出来的，从笑话中也可以瞧出他当时的不易。
李国庆想，总是利用业余时间编书卖书也不是个事啊。按照自己入学时幻想的“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进入国家机关可算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他能按部就班地在这里熬资历，未尝不能成为“高干”。但是，李国庆是那种忍得了论资排辈的人吗？他要是不找点事来“折腾”，他就不是李国庆了。
果然，每天打出租车上班到单位为前辈们擦桌子、扫地、打开水的“小李”老实了三年之后办了停薪留职，下海去了。没有毅然辞职，而是保留着“国家干部”的身份，这一点说明李国庆还是留有余地的，万一经商不成功，不至于连“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机会都丧失了。
他所特有的北京爷们的那种可以称之为“贫”的好口才，使他与什么样的人都能快速地沟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这种“贫”在他成名之后更突出一些，因为粉丝多了，喜欢他和喜欢骂他的人也都多了。但是在未成名的日子里，李国庆一直在以一种“堂·吉诃德”般的孤独奋斗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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