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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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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探讨了社会心理修辞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构建了社会心理修辞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具体研究汉语修辞观、修辞的适度原则、接受修辞学、塔布心理对修辞的影响、修辞中的模仿与暗示、谣言与谎言的社会心理、修辞障碍与语病学、话语与人际认知、话语方式与人际沟通、话语的社会心理基础、话语与环境社会心理、婉曲批评的方法与原则、劝说理论与技巧、流行语与流行心理、话语与性差心理、人名与审美社会心理、店名与文化社会心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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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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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汝建（1957.10—），1998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毕业并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6月评为教授。现任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项目评委，教育部社科项目、精品课程、精品教材、高等学校新专业评审委员会评委，吴玉章社科成果奖评委，教育部职业院校文秘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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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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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心理修辞学
一、学科性质
二、研究对象
三、理论基础
四、研究方法
第二章 汉语修辞观
一、修辞的含义
二、修辞与语言文字
三、修辞与言语
四、修辞与语体
五、修辞与语用
六、修辞与语境
七、修辞与文化
八、汉语修辞观
第三章 修辞的适度原则
一、汉语层面的度范畴
二、话语层面的度范畴
三、使用者层面的度范畴
四、语境制约
五、度范畴的把握
第四章 接受修辞学
一、修辞是对言语的调适
二、修辞文本是言语调适的产物
三、调适者是修辞活动的主体
四、接受反应是言语调适的尺度
五、修辞文本在修辞情境中形成和接受
六、接受反应过程中的审美心理
七、“调适-接受”的修辞理论模式
第五章 塔布心理对修辞的影响
一、“塔布”语言的社会心理解读
二、因“不许说”而产生避讳
三、因“不愿说”而产生婉曲
四、语言禁忌的社会心理诱因
第六章 修辞中的模仿与暗示
一、言语的无意识模仿和有意识模仿
二、有意识言语模仿的方法
三、影响言语模仿的因素
四、言语模仿的动机
五、模仿与暗示
六、言语暗示的类型
七、言语暗示的方式
第七章 谣言与谎言的社会心理
一、谣言与谣言心理
二、谎言与谎言心理
第八章 修辞障碍与语病学
一、语言障碍
二、言语障碍
三、文化障碍
四、心理障碍
五、语病学的研究对象
六、语病学的理论方法
七、语病的若干界限
八、语病学建构的意义
第九章 话语与人际认知
一、人际认知的话语途径
二、话语认知的主要内容
三、话语认知的因素和特点
第十章 话语方式与人际沟通
一、称呼
二、寒暄
三、客套
四、对答
五、交谈
六、推销
七、演说
八、谐音
九、骂詈
十、人称
第十一章 话语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话语交际是人的心理需求
二、话语的ＰＡＣ分析
三、话语的社会心理效应
第十二章 话语与环境社会心理
一、表达者诸因素对话语的影响
二、接受者诸因素对话语的影响
三、客观语境对话语的影响
四、语境中的说话策略
五、语境中的听话策略
第十二章 婉曲批评的方法与原则
一、婉曲批评的方法
二、婉曲批评的原则
第十三章 劝说理论与技巧
一、态度及其相关的问题
二、影响劝说效果的因素
三、劝说技巧
第十四章 流行语与流行心理
一、中学生流行语
二、大学生流行语
三、流行语与流行心理
第十五章 话语与性差心理
一、语音差异
二、用语差异
三、交谈差异
四、影响性差交际的因素
第十六章 人名与审美社会心理
一、人名的和谐美
二、人名的声韵美
三、人名的形象美
四、人名的意义美
第十七章 店名与文化社会心理
一、数字店名
二、鼓浪屿店名
附录：作者修辞与语用研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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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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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障碍表现为对语言规律的违背。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使用语言首先要遵守语言本身的规律。过去常说的“语病”，就是违背语音、语义、词义、语法的规律，如语法上的语病有词类误用、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颠倒等。
毫无疑问，语言病是言语交际的障碍。比如，“有些拙作，罗里罗嗦”（《语文报》），“拙作”是谦称自己的作品或文章，不能用于指别人的文章。一位政工干部作报告：“什么雷锋啊，什么王杰啊，什么欧阳海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政工干部对报告中的英雄是怀有敬意的，但选用的语言成分本身含有轻慢的语气。王力在《谈谈写信》一文中说，一位青年干部写信给一位领导干部，最后一句是：“敬祝首长千古。”后来王力自己也收到一位青年的来信，说在弥留之际给他写信。他复信给青年：“你在弥留，应该快断气了，怎么能写信呢？”这些都是犯了语言病。传统语言学从语言规律本身去分析语病的病理、病因、病类以及检查和纠正语言病的方法，并制定了相应的语言规范。这对消除语言病，扫除言语交际中的语言障碍无疑是很有好处的。但它给人的印象是，语言使用中的障碍都在语言规律本身，因此制定无数的清规戒律让人遵守。这样做束缚了语言的使用，不利于言语创新。
二、言语障碍
言语病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不得体现象，即言语不适合说写者和听读者及其相互关系，不适切于言语环境，言语病是违背言语规律的结果。
无语言病的句子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构成言语病。如“把生产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这句话本身无语言病，但如果刷到火葬场的围墙上就构成了言语病，这是因为言语没有适切语境。又如：“你长得很苗条”是文从句顺的恭维话，用于年轻女性就很中听，如果对怀孕的女士说，对方会感不愉快。
有语言病的句子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是合理的。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人们都不愿意在言语交际中出现讨厌的病句。但在文艺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情感，作者往往在人物言语中有意地运用一些病句或不太规范的句子。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独具匠心地运用“飞白”手法。秦牧在《艺海拾贝》一书中说得好：“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这种“不合逻辑”的句子是作家将它作为某种艺术手段刻意运用的，它完全服务于文学作品的需要。
言语障碍是否形成，主要依据于言语规律。袁鹰在《井冈翠竹》的原稿中有这样的句子：“当年毛主席带领队伍下山挑粮食，不就是用这样的扁担么？”该句的称呼不合当时的历史史实，因而改成：“当年毛委员和朱军长带领队伍下山去挑粮食，不就是用这样的扁担么？”这样一改，使言语更符合时代情境。1920年郭沫若在《笔立山展望》一诗中写道：“一枝枝烟筒都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诗中歌颂20世纪大工业生产的景象，以表现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斥之为歌颂环境污染，更不能视之为言语病。因此，分析言语障碍不能无视时代背景因素；“奶奶，我要吃糖糖，我的肚肚饿了。”这样的言语由幼儿说出来，谁也不会见笑。如果出自一位老太太之口，那就不合适了。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说写者的主观因素；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的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齐天太圣”在汉语中无此称说，有人说是“齐天大圣”之误，应予更正。其实这是不了解鲁迅的言语目的，鲁迅用“齐天太圣”指比“齐天大圣”更有本领的人，极言其能。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言语目的；乘客在公共汽车上买票，说“南京路三张”是得体的。如果说成“我买三张从十六铺码头到南京路的票”，这种表述反而是不得体的。在法庭上审判员说，“把被告的同事带上来”是不得体的，应该说，“传被告的证人到庭”。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场合，也不能离开言语环境。请看下列两段话语：
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同时一定要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知道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却不去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不能只去否定应该否定的，而忘记了去肯定应该肯定的。更不要去肯定应该否定的，而否定应该肯定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六届人大精神鼓舞下，在省教委的领导下，在农业局的具体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具体协助下，在我校党政的领导下，我校的教学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从这两段话语本身看，都有“假大空”的毛病，但它们出现的语境不同，其语料性质会有所变化，前一段话语是伊方《听同义反复万无一失的演说》中的一段，它作为艺术语体，是讽刺与幽默性质的语料，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后一段话语是一所省属农校工作总结的导语，它出现在现实语境中，语料的性质具有消极性。因此，衡量言语障碍应该充分考虑语境因素。
要避免言语障碍，必须遵守言语规律。当然，还得考虑与语言相联系的规律。比如，言语要符合语流的顺畅。《王贵与李香香》中“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遭殃”，这里的“遭殃”在原句中是“糟糕”，因“糟糕”不押韵而改成“遭殃”。又如，清代文人胡正藻在《坚磨生诗抄》中写有“一把辛酸论浊清”，受到乾隆的训斥：“加''浊''字于国字上，是何肺腑？”因“浊”在“清”前，被理解为影射清朝，因此，言语障碍与语言材料的选择有关。言语病是对语言规律的负偏离，而言语创新是对言语规律的正偏离，言语障碍的判定应该研究语言规律和偏离之间的关系。
三、文化障碍
文化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正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二是普通文化，指一个民族的社会习俗和惯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记载文化，传递文化，语义中还可蕴含文化因素。语言可以表达任何文化，它本身也是文化。在修辞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障碍。主要的文化障碍有：
１?问候语
中国人友善的问候有时会被西方人误解为多管闲事的盘问。这是由于中国人见面时习惯于明知故问，用当时交际场景和行为方式作为招呼语：“上街啊？买菜呀？泡水呀？下班啦？吃了没有？修自行车？理发了？热了？”面对这些问候语，西方人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人的生活细节如此好奇，就连吃饭、买菜、泡水之类的小事也要过问。他们以为这是在盘问自己。也许是出于礼貌的缘故吧，西方人常常一本正经地对这些“盘问”作出回答，结果却发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答案的意思。
中西方在招呼语上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比如，中国人一般不和陌生人打招呼，否则就以为你认错了人，甚至认为你动机不良。而美国人的习惯是不管认识与否，彼此见面时都打招呼，说声
Hi（嗨）！据语言学家C?弗格森研究，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招呼语和告别语通常是从祈祷神灵赐福的用语中衍生而来的。它们约定俗成，有固定的格式或习惯搭配。而汉语的招呼语和告别语是和双方相遇时的交际场景相连的。在中国人看来，交际双方相遇时，结合具体场景说一些有关饮食起居方面的问候语极其自然，它体现了一种对他人随时随地的体贴关心，反映了友好的人际关系。
２?恭维话
中国人的热情恭维有时被西方人误解为无礼的嘲讽。例如，中国学生见西方留学生买了许多食品，会说：“嗬，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在银行见西方留学生存款，会说：“你一定有不少存款吧？”如果见西方留学生烫了发，会说：“你今天真漂亮，比过去年轻多了。”西方人常常将这些恭维话误解成说话人是在打听和干涉自己的个人隐私，有时会认为是一种嘲讽和不友好的言语。西方人喜欢在公共场合谈论天气、新闻等公众话题，即使谈及个人也是谈论某人的个性、爱好等大众化的话题，比如“你喜欢集邮吗？”“你对演讲比赛有何看法？”而不会问及他人的家庭背景、工资收入、婚姻状况、年龄等隐私。相反，中国人喜欢在日常交际中询问他人的家庭私事，以显示双方关系的融洽。不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言语交际障碍。上海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向日本电影明星栗原小卷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对方不无窘意地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这，这是我的秘密。”后来这段采访在正式播出前被删去了。
３?自谦语
中国人的谦虚礼让，有时被西方人误解为虚伪做作。请看下列场合的自谦语：
外国游客表示感谢，中国导游谦虚地说：“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外国客人赞扬英语说得好，中国学生说：“不，差远了。”
外国客人赞扬菜做得可口，中国女主人说：“哪里，哪里，我不会做菜。”
外国客人赞赏所赠的礼品，中国同事说：“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一点小意思。”
中国人谦虚有礼的答谢，外国人不易理解，以为中国人对他们的赞扬不领情。如果被赞扬的一方是西方人，他们会直接感谢对方的赞誉，或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在上述四种场合，西方人会分别做出如下回答：
“谢谢，我是上海的老导游。”
“我的英语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的，那儿有出色的英语教师。”
“这的确是我的拿手好菜。”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礼物。”
语言学家里奇认为，言语交际有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合作原则包括讲真话、讲老实话的准则，礼貌原则包括赞誉准则和谦虚准则，中国式的自谦比较注重礼貌原则，特别是其中的谦虚准则，甚至于不惜以牺牲讲真话和老实话的合作原则为代价。中国人认为，在上述场合自我贬抑比讲真话和老实话更得体，更能维持一种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双方在交谈中能最大限度地合作并取得一致。而西方人比较注重讲真话和老实话，当然也并非无视礼貌原则，但是当二者难以相兼时，他们宁可牺牲礼貌原则，这可能与西方人重视自我价值的观念有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里奇对这两种原则的解释没有普遍意义。中国人认为谦虚可以维持合作，外国人则认为讲实话才是合作。实际上，在言语交际中，该谦虚时不能骄傲，该讲实话时，不能维持虚荣，双方真正的理解才能保持言语交际中的合作。
４?委婉语
中国式的委婉有时被西方人误认为是莫名其妙。例如，两个中国人深夜交谈，甲委婉地向乙表示自己很累，想早点休息，便对乙说：“您很累吧，要不要早点休息？”乙回答说：“我不累，您呢？”甲为了表示礼貌只好顺应：“您不累，我也不累。”又如，中国学生请求美籍教师帮助他修改用英文写的小说，便说：“不知您是否有空，我是第一次用英文写小说，里面一定有许多错误。”在上述两种场合，中国人都不愿意直言真实意图，而是希望对方从自己的委婉话语中领悟真意。这也就违反了里奇所谓的合作原则中讲真话和讲实话的准则，而让礼貌原则占上风，以达到双方减少分歧，增加共识的目的。而西方人对这样的交际策略不易理解，感到莫名其妙。种种交际文化的障碍，容易引起言语交际的信息差，从而降低交际效果。
四、心理障碍
修辞活动中的心理障碍很多，从理解话语的角度看，主要有耳误和口误两种。
１?耳误
耳误是由于心理障碍对话语内容产生接受上的偏差。听是一种受心理支配的行为，分注意、接受和理解三个步骤，在每一步骤中均会由于情境的变化和听话人心理的变化而影响听话效果。当你对说话人的话语感兴趣时，就会由注意发展到接受和理解。如果注意力涣散、兴味索然，就会影响接受。另外，当你无法接受说话者的观点时，心理上也会筑起一道封闭的墙。
说话者的说话方式也会引起听话障碍。如以教训、命令、强迫、指责、贬斥、谩骂、盘问等方式说话，往往会使听话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而形成耳误。
在言语交际中不加倾听而急于发言，或来不及听清、听完、听全对方的话，都会产生耳误。言语交际中，听话时只重事理不重情感，只考虑对方的话语是否合理，而忽略了情绪和情感所表达的言外之意，往往难以形成情感上的沟通，给对方以“话不投机”的印象。
偏听极易形成耳误。这时听话人先入为主或带有偏见地听别人讲话，实际上往往听而不闻，不能客观地领会话语信息。
分心也是耳误的主要原因，造成分心的客观原因是：讲话者声音太小听不清，讲话者的仪表神态不同寻常，讲话者的语速太慢，旁人催促、下课时间快到、别人的打扰、工作上的压力等等。分心的主观原因可以是：有重要的事心不在焉，情绪激动不能平静，受到批评或表扬等等。俗话说“一心无二用”，这些主观因素会导致耳误。
误解是耳误的最直接的后果。由于偏听、分心等原因，会导致对话语信息的误解。当然误解还与文化水平有关，有人专心倾听，也会由于对词语不懂或知识欠缺而产生误解。学生在课堂上不能复述讲授内容，一种可能是没有认真听课，一种是认真听了，但无复述能力。
２?口误
口误是正常人在言语交际中不由自主地偏离想要表达的语音、语义、词汇或语法形式的失误现象。常见的口误来自于心理，可以说口误的主要原因是心误。大脑疲劳时，不能有效地支配词语的选择和话语的组合，口误于是产生。分心、怯场、心情紧张或激动时易于形成口误，认知困难或认知不明确的人在挑选字眼时容易出现口误。
五、语病学的研究对象
语病学作为酝酿中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语言文字在语用中消极地背离规范标准产生语病的现象和规律，它具体研究语病的类型、病因及防治手段。语病学是对传统的语病分析的发展，语病学的研究对象比语病分析更丰富，它不仅研究语言文字病，同时还研究言语病，它不仅研究正常人的语病，还研究非正常人的失语病，它不仅研究语病的各种类型和病理，还研究防治各种语病的有效手段，它不仅仅囿于语言结构体系，还涉及言语学和神经语言学，尤其是其中的神经语言病理学等学科。
从语言工具及其运用看，语病学研究语言病和言语病。从语言主体看，语病学应研究正常人的语病和非正常人的失语症。
1?语言病
语言病是对语言结构规则的违背。传统语言学习惯上所讲的语病就是指语言病。传统语言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上确立了各种规范标准，对避免语言病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抑制和矫治作用，它对语言病的类型、病因的分析形成了自身的系统。虽然它存在着注重语言忽视言语、偏重实用忽视理论、偏重规定忽视创新、偏重正常人的语病忽视非正常人的语病等缺点。
语病学可进一步充实和调整传统语病分析的内容，根据语言的发展和新的语言学理论，确定和修正规范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是文字上的，也可以是语音、词汇、语法上的。规范标准和语用实践具有游离性，几十年前确立的规范标准，有很多不适合今天的语用现实，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语文短评》一书，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规范标准大多不能适用。由此可见，语病学应在传统的语言规范问题上层楼更上，不应老抱着几十年一贯制的规范标准，应从文化、民俗、心理等不同的角度更多地解剖“约定俗成”这只语言的“杂物箱”。事实上“约定俗成”不是一种理论，它对语言单位的组合和搭配缺少解释力，如何在传统的语病分析基础上，确立和强化语言规范理论，使之具有理论上的解释性，这是语病学研究的一大课题。
2?言语病
言语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言语学有其自身的规律，言语病是话语对言语规律的违背。言语病的类型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
（1）
言语是否适切得体。话语不适切于听说者的身份、地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思想性格、文化修养、经历、处境、心绪、听话目的；
话语不适切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言语与亲近关系相违，与长幼关系相违，与疏远关系相违。与上下关系相违等；
话语不适切于语境，即话语不适切于时间、地点、场合、气氛、话题、社会文化背景等；
话语不适切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为话语形式与思想内容不一致，话语内容不合事理等。
（2）根据言语单位，言语病可分为：句病、句群病、篇章病。句子、句群和篇章都是言语的交际单位，它们各自的语病类型及病因是言语病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已有人对句群病理进行了研究，又有人提出创建文章病理学，这都为言语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3）根据言语能力，言语病可分为：说话障碍（口吃、口误）、听话障碍（耳误）、阅读障碍（眼误）、写作障碍（笔误）、翻译障碍（译误），这些障碍的形成有生理、心理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口吃主要是生理原因，口误和耳误、眼误、笔误既有生理原因，又有心理原因。1970年，德国语言学家比尔维施发表《话语错误语言学》一文，1980年德国切鲁比姆主编《话语错误语言学》一书，以及国外《语言学专号》对口误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上海外语学院张宁博士在王德春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就口误的转换生成机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译误最常见的原因是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语言承载的文化不同，目前跨文化交际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耳误、眼误、笔误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语病学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3?正常人的语病
正常人的语病在话语中占的比例极小，据研究，正常人有95%~99%的话语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话语与三种人关系最密切：小孩子、语言艺术家、语法学家。小孩子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往往出现不合法的话语，这是语言社会化不可避免的，这和儿童语言习得的特点密切相关。语言艺术家在言语创新时往往对语言结构规则有所偏离，正偏离的话语成为佳句，负偏离的话语成了语病。语法学家往往难以从理论上解释正偏离的话语，而常常将负偏离的话语作为抨击的对象。此外语法学家本身为了说明语法规范，往往造出那些病得简单、病得明显、病得生硬，无病装病的病句供学习者去修改。以往的语病分析往往注重表层的语句，而忽视了深层的语句，它只注重生成合法句子的语法规则，而忽视了生成不合法句子的语法规则。有人提出将病句分为句法病句、语义病句、语用病句三类，着眼于三个基本标准：语用规则、语义规则、句法规则，其中语用规则为最高标准，只有综合三者才能有效地判别一个句子是否有病。这其实是试图用三个平面理论来分析病句。
4?非正常人的失语症
失语症是神经语言病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失语症的类型主要有：言语形成的组合性装置障碍、言语形成的聚合性装置障碍、言语理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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