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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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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为了应对犯罪，国家和社会需要借由刑事政策学的研究为犯罪治理提供系统、科学的对策。基于犯罪现象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客观现实，刑事政策的研究需要在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不仅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后的社会治理压力，更要应对愈加复杂和多变的国际形势，犯罪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个犯罪现象背后都有诸多社会原因盘根错节，对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的治理，必须从多角度、综合多学科的知识进行分析。刑事政策制度化是个跨学科的命题，本书阐释了如何将刑事政策制度化，并从刑事政策的制度、实施以及路径选择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与分析。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政策、法律乃至其他规范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演进。未来我国应加快制度创新，深化党规党纪制度化，完善刑事速裁程序制度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政策制度，最终实现犯罪治理的科学化与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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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贺
河南周口人，刑法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类案检索研究中心主任，刑事司法学院讲师。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案例研究基地研究员，河南刑事案例研究中心秘书长，河南省法学会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会理事，河南省法学会信息与网络法学会理事，河南韬涵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主要从事刑事政策、企业合规、刑民交叉、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政治与法律》《刑法论丛》《征信》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或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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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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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将刑事政策变成一种好制度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中的难点与挑战
四、研究中可能的突破与创新
五、研究方法
第一章 刑事政策制度化概述
一、刑事政策制度化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制度
（二）制度化
（三）刑事政策制度化
（四）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二、刑事政策制度化的理论基础
（一）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二）公共选择理论
（三）刑事政策学
（四）犯罪学
（五）法治理论
第二章 刑事政策制度化的动因
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语境下的犯罪治理
（一）犯罪治理理念的演化
（二）刑事政策制度化——犯罪治理的统摄性理论
二、从犯罪治理运动化走向犯罪治理制度化
（一）犯罪治理需要以制度化方式进行
（二）完善和推进犯罪综合治理制度化
三、化解“李斯特鸿沟”之必然选择
（一）中国特色的“李斯特鸿沟”
（二）制度化是连接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键
第三章 刑事政策制度化的路径
一、刑事政策制度化路径之域外经验考察
（一）刑事政策制定的制度化路径
（二）刑事政策实施的制度化路径
二、我国刑事政策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一）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国家治理与党的领导
（二）刑事政策法治化
（三）刑事政策体系化
第四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制度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之现状
（一）刑事政策的刑法化
（二）犯罪分层
（三）程序分层
（四）执行的国家与社会二元体系
二、现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的问题
（一）政策制度化不完全
（二）具体政策不精细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之前瞻
（一）坚持和加快刑事政策非法律制度化创新
（二）谨慎扩大犯罪圈
结语
参考文献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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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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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刑事政策制度化研究》是我给朱贺的命题作文，本书是在他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在本书付梓之际，作为命题人，理当对此选题的缘由补白几句。
中西语境中的刑事政策差异显著。国人熟知的刑事政策，如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或者宽严相济等，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近乎口号或行动纲领。而西方语境（以德国法为代表）中的刑事政策，无论是费尔巴哈、李斯特，抑或安塞尔、戴尔玛斯的界定，均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理论性很强。然而无论中西的表达如何不同，刑事政策均为治国方略中治理犯罪的学问，属于治理艺术（art of governance，art de gouverner）的范畴。学界公认的是，现代刑事政策兴起于欧陆民族国家法治化的进程中，费尔巴哈最早提出了刑事政策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立法国家的智慧”，或者奉为“理性法”，后李斯特将其发扬光大，并力推“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篱）。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刑事政策不同于刑法，居于刑法的上位；二是刑事政策是隐形的，因而必须“出窍”，必须制度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相对于法律，政治或政策一直处在优势地位，甚至可以替代法律；即便进入有法或者法治的时代，政策也始终是法律的“灵魂核心”，代表了立法的原意和精神。这与“规则之治”的法治多少有些不和谐。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语境中，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就是一个宏大的话题。
何为制度化？何为制度？相较于理论界的众说纷纭，我更加认可邓小平同志的表达。他老人家多次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我的理解是，所谓灵魂“出窍”，政策从抽象变具体，从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就是制度化的过程。当然，辩证地看，制度化也并非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政策到法律的单向过程。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政策、法律乃至其他规范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演进。当一定时期的国家意志或执政党的政策制度化（主要是体现为法律）之后，制度化的使命并没有就此完结，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制度的运作或者法律实施的过程之中，演化为灵魂与躯壳、实质与形式、政策与法律等更为复杂多样的矛盾冲突。以刑法立法为例，一定时期的犯罪治理智慧表达为成文法之后，即具有了正式制度的特性，在具备制度一切优点的同时也必然带有制度的所有缺陷，如成文法因其先天的滞后性，在复杂多变的犯罪现象面前难免有时会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成文法的缺陷不足如何弥补？法律语词背后的精神内涵如何填充更新？“灵魂”该如何影响或制约“出窍”以后的规则制度？规则制度背离“灵魂”或立法精神的当如何应对？规则制度又该如何影响或制约“灵魂”？凡此种种，均属刑事政策制度化的命题范围。
刑事政策制度化是个跨学科的命题。犯罪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为了应对犯罪，国家和社会需要借由刑事政策学的研究为犯罪治理提供系统、科学的对策。基于犯罪现象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客观现实，刑事政策的研究需要在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此方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否则会陷入相反的境地。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不仅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后的社会治理压力，更要应对愈加复杂和多变的国际形势，犯罪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个犯罪现象背后都有诸多社会原因盘根错节，对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的治理，必须从多角度、综合多学科的知识进行分析。
本书首先阐述了刑事政策制度化的概念。刑事政策学现今已然成为一门显学。虽然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有最广义、广义及狭义的学术争议，但本书认为刑事政策的研究应秉持两个基本立场：以广义刑事政策观为视角，以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都为本书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质疑，并提出应依靠制度建立秩序。“制度”一般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社会学上所讲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基于此，本书对刑事政策制度化的定义是：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将刑事政策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建立法治化的犯罪治理制度体系。
本书其次探讨了为什么要将刑事政策制度化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命题，十六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标志着我国要在一切领域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核心理念是依靠规范治理国家，将国家的一切行为置入规范体系中，而刑事政策作为国家制定的一项治国政策，也必须同步纳入规范体系，践行“依法治国”的要求。
本书再次阐释了如何将刑事政策制度化，并从刑事政策的制度、实施以及路径选择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与分析。本书主张，对于核心的刑事政策应当在宪法中予以确认，从源头上将刑事政策纳入宪法的规范范围；对诸如党规党纪与法律的衔接、死刑政策等问题也应尽可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同时，还要将具体刑事政策制度化为一系列详尽、完善的规范，建立具有可行性并符合法治原则的制度，使具体刑事政策发挥实效。
本书最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同时对未来我国刑事政策制度化进行展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同时在刑法修订完善的过程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我国已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具体体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犯罪的分层、刑事程序的分层以及行刑二元化等，但是仍然有大量未完成的制度化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未来我国应加快制度创新，深化党规党纪制度化，完善刑事速裁程序制度化，完善认罪认罚从宽政策制度，最终实现犯罪治理的科学化与法治化。
鉴于这一话题的宏观性、跨学科性和辩证性，刑事政策制度化的研究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多学科的知识储备、理论和实践两条战线的同时发力。就此而言，朱贺博士的探讨虽然是初步的，是开篇，但是后生可畏，勇气可嘉。希望他的研究能够不断深入，也希望各界多多关心支持，以共同推进刑事政策制度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是为序。
卢建平
2022年5月15日于北京时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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