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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1.研究方法的科学与严密。作者采用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做到了“三证合一”，论证过程更具严谨性和科学性，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更具说服力。
2.洞察深刻，新见迭出，发前人所未发。如厘清西周王年总年数为336年（前1106—前771年）；重新考证武王克商的准确年代是在公元前1106年；揭示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确定西周中期王序为“共、孝、懿、夷”，而不是一般观点认为的“共、懿、孝、夷”；对“月相定点说”的肯定和对王国维“四分一月说”的否定；等等。
3.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书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整理出研究西周纪年应该注意的诸多问题。同时，本书利用方法论，专门对帝辛、文王年代、武王克商、成王纪年、昭王在位年数、宣王纪年体系等王年问题进行分析、考证，最后整理出西周诸王年表、事略。本书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
4.体例结构清晰、逻辑严密。本书分为三编，“理论与方法”重在西周王年研究的理论指导；“西周王年考”重在对个例的考证与分析，条分缕析西周帝辛、文王、武王克商等年代问题；“西周王年概览”列举西周年代的主要依据，并展现作者制成的《西周朔闰表》。本书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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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作者坚持以“月相必须定点”为指导，采用文献、天象、铜器铭文“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厘清西周纪年问题，为纷乱的西周王年排序定位，揭示武王克商准确年代、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等重要问题，整理出西周诸王年表、西周诸王事略以及制作出西周朔闰表。本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归纳出研究西周纪年应该注意的诸多问题。书中集中展现了张闻玉先生在西周年代学研究上的成果，是西周纪年研究学术领域内难得的佳作。
“张闻玉史学三书”：《古代天文历法讲座》《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论证各有重点，引述材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作者独具特色的史学研究体系。《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是基础，《铜器历日研究》和《西周王年论稿》是对天文历法知识的具体应用和实践，立体展现天文历法知识对西周历史研究的突出贡献，验证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科学性。“史学三书”是进一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西周青铜器、西周历史的极好参考和工具，乃至对夏商周三代史的研究都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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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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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周年代学研究，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汉语、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周易之学。治学严谨，强调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其关于西周年代学的考证，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代表作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西周王年论稿》《铜器历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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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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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兴衰系于斯(新版序)/张闻玉 张金宝(执笔) ... 001
序一/ 李学勤... 005
序二/ 杨升南... 009
前言... 013
上编 理论与方法
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02
再谈西周王年... 016
《鲁世家》与西周王年... 034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 058
两周昭穆制与王序“共、孝、懿、夷” ... 082
试论金文对号与西周纪年诸问题
——评何幼琦先生《金文对号法述评》 ... 092
关于《武成》的几个问题
——兼评《释〈武成〉与金文月相》 ... 114
谁揭开了“两度日出”之谜... 138
中编 西周王年考
帝辛、文王年代考... 142
关于周文王的纪年... 152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165
关于成王的纪年... 192
昭王在位年数考... 206
穆天子西征年月日考证
——周穆王西游三千年祭... 216
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233
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 258
下编 西周王年概览
西周王年足徵... 264
西周朔闰表... 299
附录
西周纪年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读《西周纪年研究》 / 杨升南... 404
追回逝去的岁月
——读《西周王年论稿》 / 常金仓... 416
西周年代研究的新贡献
——读《西周王年论稿》 / 汤序波... 420
西周历史年代学的扛鼎之作
——我读《西周纪年研究》 / 张金宝... 423
新版后记...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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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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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张闻玉
1985年冬，我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从金景芳先生学《周易》。其间应陈连庆先生之邀，到东北师大历史系给古史研究生讲历术。陈先生要我结合铜器断代讲一讲，并提供若干有历日的西周铜器铭文供我研究。这就让我有机会将历术用之于考古。
1986年春，我路过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杨升南学兄邀我到他们研究室讲天文、讲历法，与诸位先秦史专家先后切磋了两个下午。这就是我尔后将历术用之于治史的开端，从那以后，陆陆续续，就铜器历日，结合史料。写了不少文字，结集于此的《西周王年论稿》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陈连庆先生、杨升南学兄是导引我走上此路的良师。否则，我将用心于其他学术课题。
摆在“西周王年”这一桌上的十多盘“菜肴”，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若干“佐料”，有如油盐酱醋葱姜蒜，每一种都得用上一些。因为题目是十年间先先后后一个一个地做的，史载文字就那么一些，免不了随手拎来。比如《周书武成》有关克商的记载，每一个论及西周年代的题目似乎都离不得它。类似如此的反复征引，随文可见。一气将这本论稿读完，会有叠床之感，而单篇文字实又缺之不得。这是我担心读者会感到乏味生烦的地方。
这部《论稿》中有若干引起学术界重视的结论，比如：
１.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２.昭王在位35年；
３.否定王国维“四分一月说”。
凡此种种，都是我师张汝舟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写《西周考年》时就明确提出的，我不过是加以充实、渲染而已。
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见解，比如小盂鼎非康王器，关于曶鼎的考释，关于西周中期王序、王年的结论，只能看作我对先师《西周考年》的补充与完善。“文革”之后，先师晚年已视听模糊，不可能接触大量的西周铜器资料。要不然，这些题目还轮不到我来动手。
李学勤先生对我有关西周史的文字从来就怀有兴趣，给我很多鼓励。结集成书，又乐于题序，还有杨升南兄的序文，都为本书增色不少。
还应该提到的是：殷都安阳的殷墟博物苑已接受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的结论。在它的介绍画册中这样说：“公元前一三七八年，商王盘庚从山东‘奄’(今曲阜附近)迁都于‘殷’，在这里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二百七十三年，史称‘殷商’。周灭商，殷商古都逐渐沦为一片废墟，后人称‘殷墟’。”其中所引“传位八代十二王”，不仅可参考司马迁的殷王世系，也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得以证实。所引“历时二百七十三年”乃《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已为学术界所信从。从公元前1106年算起，历273年，盘庚迁殷的具体年代就是公元前1378年。
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李万寿、李立朴先生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我还要特别提到，编辑方家常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仔细校审全稿，对原稿及引文多所是正，其严谨的学风，令人敬佩。这种以学术为己任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
于此，我要向先师张汝舟先生以及陈连庆先生表达我的深切怀念。没有先师的严格教诲，没有陈先生的亲切指导，就不可能有这部书稿的所有文字。
1996年5月17日
于贵州大学宿舍22栋
追回逝去的岁月——读《西周王年论稿》
常金仓
略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自司马迁以来，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史就没有确切的纪年，一段没有纪年的历史如同罩了一块面纱，定然眉目不清。于是从西汉的刘歆开始，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就决心追回这些已经消逝的岁月。这本来是数学上一道非常普通的加法计算题，只是由于缺项太多，许多著名学者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仍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最近仔细阅读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玉先生的《西周王年论稿》?我深信这部论著已经成功地解答了这道世界难题。
《西周王年论稿》收入作者近10年中撰写的西周年代学论文十八篇，研究方法全部建立在已故贵大教授张汝舟先生的星历观基础之上，可以说《论稿》是他们师生两代人心血的结晶。西周年代学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没有这个年代，西周的积年便无从谈起。1987年，当张闻玉先生向“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提交《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这篇论文时，古今关于克商之年的推算已经有三十余家，然而这些年代无一能与文献和器铭记载的实际天象完全吻合者。公元前1106年作为西周开国之年的推定取决于他们的另外两项发现，一是对《史记历书》中《历术甲子篇》的破解，二是月相定点说的提出。《历术甲子篇》二千余年来一向被视为“天书”。张氏师生独具慧识，指出它是行用于公元前427年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一部历法，从此，中国天文历学结束了观象授时时代。这个结论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已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历术甲子篇》的破解又成了解决西周年代问题的坚甲利兵。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首创“月相四分”之说，主张每个月相可以代表一月之中的七天至八天。如此宽泛的月相概念只能给附会之说提供方便，使西周年代永无定解。然而此说却借助王氏在近代史学上的声望不胫而走，导致不少学者误入歧途。张闻玉和张汝舟先生尊重权威却没有盲从权威，他们坚决主张“月相定点”之说，每个月相只代表一月之中特定的一天。月相定点说一方面杜绝了附会曲说，一方面也给西周年代研究增加了难度，只要出土器铭不误，一旦在历谱上找不到相应的日干支，整个理论就有被推翻的危险。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就是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推算出来的。近年来，这一结论已逐步为学术界接受，1990年殷墟博物苑正式开放，定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78年，就是根据张闻玉的文章推出的。
西周昭、共、懿、孝、夷五王在位之年不明，这是西周年代学上的第二道难题。张汝舟先生《西周考年》对五王纪年已做过结论，张闻玉先生复作《昭王在位年数考》《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两文，前者用大量出土器铭捍卫了汝舟先生的观点，后者却断然修正了他的看法。20世纪70年代新出土的师鼎的铸器人自称是穆王之子，不少学者不加深思定为共王标准器，但是器铭历日天象与共王不符，因此有人又断定为孝王之器；王臣簋，学者多断为懿王时器?历日反在师鼎之后，这种矛盾现象引起《论稿》作者对司马迁关于西周中期四王“共懿孝夷”王序排列的怀疑。《王序王年考》征引46件年、月、干支、月相“四全”的西周中青铜器，对照历谱分组排列。确证孝王在位应在懿王之前，并将“共、孝、懿”三王在位之年作了新的调整。共、孝二王同为穆王之子是西周史上的常识，懿王为共王之子?西周中期史不闻王室曾发生篡弑相寻的动乱，岂有以叔父继侄子之理?共孝懿夷王序王年的调整有重大学术价值，它不仅为铜器断代扫除了障碍，西周史研究由此产生何种新认识尚无法估计。
西周十三王年论定之后?作者将年代学的探索推进到先周或晚商，作《帝辛、文王年代考》，将中国历史的确切年代又向前推进了60年。
青铜器断代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历史、考古、古文字学家鲜有兼精历算者，他们不得不借助器形、纹饰、铭文字体和书写风格以及铭文中的人名、史事判断铸器年代，严格说这不过是一种古董鉴赏家的方法，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学者的准确率也不过十之四五。这种方法本身就忽视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抛开铭文历日天象去捉摸花纹形状无异于舍粱肉而即糟糠。《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三题》专门讨论传统铜器断代法的利弊得失，强调根据器铭历日推求实际天象在青铜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作者最初无意在铜器断代方面取得建树，然而近十余年推算西周年代的需要把他引入这个领域，使他建立起自己的铜器断代体系。
西周年代学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学问题，它不像其他历史问题一样允许人们见仁见智各逞臆说。检验一种学说科学还是非科学，至少有两个方法，其一要看此种学说是否严谨，其二要看它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我留心于张闻玉及其先师张汝舟先生的年代学论著已有十余年，平心而论，他们虽然抛弃“三正论”，允许古人用历有一定限度的失朔失闰(这是符合观象授时的实际情况的)，但他们主张“月相定点”，一贯以“书上”“地下”“天上”材料相一致自律，较诸任何一家有影响的年代学说立论都科学严格，他们可以将迄今已知而有年代可考的百数十件铜器按照历谱一一对号入座，略无龃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学说可以经得起事实的考验?张闻玉先生的老师张汝舟教授一生坎坷，常以所学不能自明，有志难以许国为憾。他本人亦远离学术中心，天文历法又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不易为普通文化人理解和接受，权威名人效应也往往阻碍着新学说的流布。学术上的成见常常是宁肯盲从错误学说自我安慰?在真正科学面前却止不住狼顾狐疑，所以张氏的年代学说在学术界的地位远远不能与它的实际价值相称。现在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重点攻关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投资巨万正式上马，《西周王年论稿》是向这一工程献出的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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