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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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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叙旧文丛”之一，是作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其本人家族史、社会关系史、个人史的一种全面梳理，追溯晚清民初中国东南海岛一个乡绅家族的历史变迁与人事今昔。全书集家族、家庭、个人的记忆与传记于一体，史料均为一手的书信、日记、老照片等，但并非全景式展现其历史，而是截取其中有特色的部分，意欲以小见大，窥测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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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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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德，男，1950年8月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当过知青、煤矿工人、机械厂工人。1978年考入厦大，1982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开设多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课程；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中国社会经济史、华侨史、东南亚史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多部。曾到港澳台以及东南亚、西欧、北美等地区访学。对口述历史搜集与田野调查有实践经验，对民间历史文化有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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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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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忆（代序）
第一编 家族记忆
一、故园：乡土与乡愁
二、家族：背景与源流
三、独善兼济蕴胸怀，豁达大度留遗爱
——祖父陈菊农往事琐忆
四、宽厚恬淡平常心，言传身教舐犊情
——我心中永远的奶奶
第二编 父母往事
五、“华支”参与美军反攻菲岛追歼日军的历史瞬间
六、1949—1989：父亲这四十年
七、集体照中的父亲身影：四个时期，四种背景
八、沧桑岁月：看妈妈留下的老照片
第三编 思我往昔
九、矿山生活：用记忆碎片拼接的青春岁月
十、1977—1978：高考前后的命运驱使
十一、教书匠生涯点滴
十二、我的海外访学与交友
第四编 亲情·友情
十三、兄弟姊妹，旧影依依
十四、同学朋友，天长地久
十五、我和郑学檬老师的师生缘
十六、情暖学术圈：师友书信一瞥
第五编 菲岛纪事
十七、两代名医，一种信念
——记菲华名医苏必辉、苏维罴父子
十八、我和菲律宾华文报的一段缘
第六编 特别回忆
十九、1986与1990：出差途中收到妻子的电报和挂号信
二十、携妻游欧陆杂忆
余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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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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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族：背景与源流
（一）家族的华侨背景
我的家族背景与源流可以用“华侨”一词来概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华侨，到我这一代，虽然我自己不是，但同辈的族人在海外的比在国内的更多。诞生和养育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地方，是典型的侨乡，华侨的痕迹无处不在——不仅有数百年来人员往返海内外留下的印迹，还有许许多多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华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舞台，各色人等轮番上场，但主题无非就是：赴海外谋生发展，再回到故乡寻找归宿落叶归根；或者变旅居为定居落地生根，但血脉与文化依然不变。就是这样的社会氛围，烘托出我的家族背景，引导着它的延续。它是大戏中的小戏，却和芸芸众生一起，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细节。
我的先辈世居于厦门岛上的乡村。五口通商揭开了厦门近代化的序幕，小岛与南洋之间的人员往返频繁，规模加大，华侨携带财富回乡投入公私领域，促使人们更加渴望去南洋“淘金”，以便衣锦还乡。家族里在我之前的三代人，大部分都有下南洋的经历。
（二）曾祖父陈厚泽
禾山乡高殿村寨上社是我的祖籍地。我的高祖父陈源龙去过安南（今越南），大概是出卖劳力的。曾祖父陈厚泽（1869—1929）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民国厦门市志》载有他的传记，且置于《货殖传》中，显示他经商有成。传记说他三岁失怙，“年十四，请于母氏，渡菲习贾”，由是累积财富。未几母病，“即归侍养，不离左右者三年”，母逝后始返菲。传记着墨最多的是他的好学与乐施：曾祖父终生自学不辍，经史子集“罔不浏览”；他在菲学会西班牙语，为华侨代言与殖民当局打交道；他在寨上营建中西合璧的宅第“芸香楼”；对乡亲的照拂更是无微不至，“施粥舍药，造桥修路及资助困穷，不可殚述”。旧时代的志书对乡贤缙绅多有溢美之词，但凭空捏造则鲜有之。传记末尾说他“清季助赈，得授同知衔。里绅叶梅珊、陈子显、黄潮卿，咸器重之”。曾祖父被乡绅阶层所认可，跻身于其中了。
曾祖父娶有两房妻室，共育三男三女。父亲在写于1955年的《自传》中记录：“祖父原配肖氏，生伯父陈永泰、大姑妈陈月桂、二姑妈陈凤仙和我父亲陈永洁等四人。在他旅居菲律宾时，另外与一个混合了菲律宾血统的二祖母李谨董建立第二个家庭，生下二伯父陈永煌和三姑妈陈申娘等二人。”曾祖父身兼乡绅与侨商两种身份，他的儿子们能继承并延续他的社会地位吗？无论儿子们是否具有他的遗传基因，两代人交接之际正遇上时代巨变——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在痛苦挣扎中度过的——注定了传统延续非易，转变势在必行。不过厦门毕竟远离风暴中心，与海外的联系反而胜过与内地的联系，这就使传统家族的裂变呈渐进式。曾祖父病逝后，他的三个儿子虽然走上不同道路，但或多或少都带有乃父昔日社会角色的色彩。
（三）祖父辈三兄弟
曾祖父的长子永泰（1889—1965），又名通，字克舒。其长孙陈峰写有《陈通小传》，说陈通以长子身份掌管其父生前自菲移至故里之财产，置田建业，战后又投资于具有民族资本性质的厦门淘化大同公司，以董事身份出任监察委员。又据我的堂伯父振宗（陈峰之父）说，当年陈通三兄弟承自父业的农田为235亩，所收租金成为兄弟们的生活来源之一。《陈通小传》又说，“1933年厦门设立思明市政筹备处，全岛划分为七个自治区，陈通被委为第七区区长，兼寨上社保安会会长”，成为国民政府基层机构的一名成员，但仍具有亦官亦民的双重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大伯祖父陈通继承了曾祖父的社会角色。再者，他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颇多。他曾赴新加坡，返乡后出任寨上湖山小学的首任校长（1920—1925），之后转任禾山祥店小学校长；他是乡里的族长，主持寨上陈氏宗祠“著存堂”事务；他本人善诗文，有著作，可惜在动荡中散佚，另编有《石湖陈氏族谱》，亦不存。成就他历史地位的重要一环还有，厦门沦陷于日寇期间，他保持了民族气节，拒绝与敌伪合作，并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抗日斗争。这在家族史上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9年后，他被错误地判定为地主，改革开放后予以平反，改为华侨工商业者。
曾祖父的次子永煌（1891—1940），又名英宏，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但也格外扑朔迷离。我的这位二伯祖父生于菲律宾，曾祖父不想让他菲化，早早将他送回家乡接受教育，他后来进入当年有名的厦门同文书院。他从小熟读传统典籍，年长后更涉猎广泛，举凡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名人著作，无所不读，
深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多次往返于菲律宾与家乡，在菲经商略有积蓄，即回乡建房，家中多有藏书。父亲在《自传》中说：“大革命期间，二伯父在广州当国民革命军，并参加北伐。以后，二伯父不知何故回乡……”据二伯祖母刘淑珠说，二伯祖父喜好交游，与戴愧生过从甚密。戴氏小其一岁，为南安人，也在同文书院读过书，亦有菲岛之经历，二人成为朋友顺理成章。又风闻他与林森也有交情。戴、林二人在国民党中都很有地位，南京政府成立后，二伯祖父曾出任国民政府驻甘肃省专员（这在家族成员中是绝无仅有的），或许与二人不无关系。
但二伯祖父为何在政界有所施展之际急流勇退？
写史一时找不到证据，可尝试进行合理的推测。北伐胜利前后，国民党急剧右转，同时内部派系斗争加剧。深受进步思想浸染的二伯祖父感到幻灭，顿生退隐之念，难道不可能吗？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亦即他是在菲律宾出生的，他也许认为与其继续待在前途未卜的官场，不如弃官返菲从商，更能把握自己。无论如何，他确实于1935年前后回到菲岛了。此外，他年过三十方完婚，妻子是教师，也曾是同文书院的学生，是三妯娌中唯一的知识女性。他与妻子共育五男一女，一家人曾辗转于海外与家乡之间。妻子一度在居住地鼓浪屿任教，以其收入补贴侨汇之不足。此间南洋的经商环境已大不如前，注定了二伯祖父无法以商致富。
二伯祖父的人生结局是悲剧性的：英年早逝，客死异乡。在遥远的宿务，华侨义山里有一座不大的坟茔，由于长年无人祭扫，长满了杂草。1993年年初，我到宿务考察华人社会，禾山乡亲叶汉民带我前往义山。他不费多少周折就找到那座墓，请了一位菲律宾工人将杂草清除。站立在墓前的我，思绪万千。当天（1月8日）的日记我这样写道：
……墓碑上刻有“厦门禾山寨上陈英宏之墓”字样，时间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二伯祖父享年仅49岁。这座小小的墓茔在荒草中已湮没了半个多世纪，能保存至今算是奇迹，叶汉民连称“福气”……当我看到墓上的草被清除掉，并用照相机将这座墓摄入镜头时，便体会到了这种寻根意识。
那是一种“反向寻根”——从故乡到海外的寻根。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位从未谋面的长辈？是久远的记忆在起作用。小时候听父母亲说过，是二伯祖父说服祖父，让年仅十二岁在宿务当童工的父亲回到马尼拉家中。二伯祖父曾是一位热血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当局势无望时，回归经商本行，却不幸早亡。悲剧并非无意义，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只要追求过奋斗过，就能给后人带来启示。
祖父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十分敬重。二伯祖父病故后，祖父全家为其戴孝。祖父深谙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对兄长的尊重当然也是手足之情的自然流露。我小时候曾多次跟随祖父母前往鼓浪屿内厝澳看望大伯祖父，他遭受不公正对待后便蛰居于此，闭门谢客，只有亲兄弟才肯见。祖父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他的事迹另文叙述。综观曾祖父的三个儿子，他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服务大众志向的上进人士，不因时代变迁而改变，延续了家族传统。
（四）家族新生代——父亲那一辈族人
传统家族的惯例是，同辈男性族人按长幼排序，不论其父为何人。祖父三兄弟共有十二位子嗣，祖父的长子振民最年长，排首位；次子振邦（陈渊）居其次；大伯祖父的长子振宗排第三；我的父亲振家（振佳）排第四；二伯祖父的长子振亚排第五。因族谱已不存，其余七人的排序，我是从堂伯父振宗画的一张谱系图中得知的：大伯祖父的其余二子分别排在第十、十一；二伯祖父的其余三子分别排在第六、七、九，其幼子振峰（震峰）排在最末；我的叔父振国则排第八。十二位叔伯兄弟后来各奔前程，有的自己改了名字，而表示辈分的“振”字，有续存者亦有不存者。传统家族不重视女性，与“振”字辈男性同辈的“淑”字辈女性，我仅知大概。大伯祖父育有七女，二伯祖父仅有一女，祖父则有二女。最年长的淑娥，是大伯祖父的长女，生于1915年，比其他男性都年长，我曾采访过她；她的一位妹妹淑娇，经历特殊，故所闻较多；二伯祖父之女淑丽，我从未谋面；我的大姑妈淑仪、二姑妈淑华，则了解较多。以上各人（不是每一个）情况见后文。
大伯父振民，从小赴菲学习经商。因祖父从商时间短，后来从事的文教事业不足以养家，大伯父因此早早担负起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的责任。一家人赴菲后，他更挑起了经济重担。因他为人忠厚，信誉好，商家都愿与他来往，战争结束局势安定后，他的事业很快发展起来。婚后不久，他与伯母即陪同祖父母及小弟小妹自菲返厦，一起在厦住了八个月。返菲后他寄钱来厦购地建房，就是后来我与祖父母一起度过童年的霞溪路28号两层楼房。祖父与大伯父的感情很好，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1947—1967），因国共内战和中菲隔绝，直至祖父去世，父子都再未相见。那个时代联系只能靠写信，或者侨汇附言。祖父写了几本日记，主要是为了留给大伯父日后看的。我在菲期间，与大伯父谈起此事，他因这些日记在祖父去世后不知去向而痛心疾首。父亲在《自传》中写到，在菲时他与大伯父偶生龃龉，主要是大伯父担心他与左派朋友们在一起会有危险。但也由此可见大伯父对弟妹的关爱。
叔父振国，战后在大伯父资助下前往美国留学，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生活，娶了一位白人女子为妻。1996年初，振国叔与那位美国婶婶，以及他们的二儿子、二儿媳，一起来厦探亲。我陪他们逛街时，振国叔说想去看看1946至1947年间租住的房子。在他的指点下，我带他们找到了位于升平路与镇邦路转角处的弧形连排骑楼。我为他们四人在楼房前拍了照，以志纪念。1998年我首度赴美，在他家中住了数日，当时他已退休，他之前是洛杉矶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数理教师。婶婶将她与叔叔早年的照片逐一拿出来给我看，她年轻时还真是个西方美人。他们还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曾到香港申请入境未果。也就是说，1947年之后叔父再也没见到过祖父。
大姑妈淑仪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她的生活主轴。父亲在《自传》中说，由于大姑妈的这门亲事，一家人在逃难抵菲后的困境中得到了些许接济，才没有吃更多的苦头。父亲与他的这位阿姊感情很好，曾多次到她家躲藏避难。我在菲访学一年，是他们家的常客。这也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亲戚家，给我带来不少温暖。表哥表姐们也待我如亲兄弟一般，那种当小弟弟的感觉是我在国内从未有过的。
大姑妈留在菲律宾，父亲和二伯父、二姑妈三人则先后回到国内。二伯父比父亲大两岁，战时参加菲华左派组织“抗反”（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比父亲更早就取道香港回国。在香港停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泰国归侨小姐，她后来成了我的二伯母。二人前往北京，1949年后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二伯父后来升任印尼科科长。1959至1961年间，他们被外交部借调至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二伯父任二等秘书。父亲与这位二哥年龄最接近，人生道路也相似。有两张相隔二十年的二人合影，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兄弟俩在不同的时代相似的精神风貌。
二姑妈是祖父母最小的孩子，一直跟在祖父母身边。但20世纪50年代她还是到了北京，就读于一所女子中学。当时时兴学生与解放军联欢，她由此认识了一位年轻帅气的海军军官，由相识而相恋。1958年她执意前往大连与那位军官结婚。但由于巨大的家庭背景差异，以及南北生活习惯的不同，这段婚姻持续了不到五年，离婚后两个孩子都跟了二姑妈。此后她未再婚，在祖母帮助下把孩子拉扯大，改革开放后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1988年5月，父亲和他的兄弟姊妹共六人汇集厦门，提前为祖母庆贺九十大寿。这是1946年之后他们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齐聚一堂。那次欢聚的照片格外珍贵。
大伯祖父的女儿，我的堂姑妈淑娥、淑娇，是家族中的两位传奇人物。1934年淑娥与吴静邦结婚，不久夫婿赴新加坡，两年后回国带她一起前往。夫妻二人都参加了新马华人的左翼组织，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淑娥曾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工作。夫妻二人还分别担任过新加坡文化界、妇女界抗敌复员委员会领导人，吴静邦的名气更大。英国殖民当局于1940年将吴静邦驱逐出境，淑娥亦于次年返回中国。此时国内抗战正值艰苦阶段，淑娥之妹淑娇与在菲的第一任丈夫黄汉民离异后也回到国内。吴静邦遂带着淑娇寻找革命队伍，把这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妻妹送进新四军。后来淑娇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女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航空学院的领导，将姓名改为叶若梅，以示彻底脱离家庭。她的第二任丈夫黄云也是高级干部。然而吴静邦却在辗转中与组织失去联系，作为嫌疑犯被国民党关押。国民党溃败之际，厦门监狱看守仓皇逃窜，吴静邦糊里糊涂地跑了出来。1949年后夫妻二人因无证明材料，其在海内外的革命经历未获承认，但他们的心态倒也平常，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大伯祖父的长子振宗，也有过海外经历，小时候曾到新加坡读书。1949年后他家一直住在鼓浪屿。进入新世纪后，我每年的正月初一都要过轮渡去给他拜年。振宗伯是一位小学教师，晚年则是一位儒雅的长者。我与他很谈得来，每次去都要谈上一两个小时，许多家族往事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有其父遗风，能赋诗著文，而且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不少人才，厦门有名的地方文史专家何丙仲就是他的学生。经他介绍我也认识了何先生，并多次前往拜访请教。
大伯祖父的第三子振汉，在我童年记忆中有着特殊的位置。1958年我随父母转学到广州，读小学二年级。一次周末，振汉叔带我上了一艘停泊在黄埔港的豪华客轮，让我度过了惊喜迭出的一整天。振汉叔刚从著名的集美航海学校毕业，即当上那艘客轮的三副。
年轻潇洒的他乐观幽默，热爱生活，整天笑容满面。客轮上的一切，对年仅八岁的我来说，是何等新鲜有趣！我跟着他跑遍了客轮的每一个角落，还一个劲儿地问个不停。那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想不到这样一个有才华又充满生活情趣的人，竟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令人扼腕叹息！
二伯祖父的第三子振声，我小时候常见他来找祖父。生活的坎坷，愈发使他坚强。后来他全家移居美国，1998年6月我在纽约时就住在他家。当时二伯祖母还健在，与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
最后要说说十二叔振峰（震峰）。1982年我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想不到他是监考人之一。我正埋头奋笔疾书，偶然抬头见到他在考场走动。我与他的眼神碰到一起，但考场纪律不允许我们交谈，于是只是彼此会心一笑。这是多年不见的叔侄俩的心灵沟通。此后我与他的来往就频繁了起来。震峰叔当时是厦门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为了儿子转学读书的事，我没少给他添麻烦。儿子当时很喜欢下象棋，而震峰叔是个棋迷，一老一少一见面就是下棋。开头儿子当然是屡吃败仗，几年后震峰叔渐渐招架不住儿子在棋盘上的攻势，直夸这小子聪明。那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随着父亲那一辈人的凋零，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能定格在其生前的照片上。如今可以从这些照片中回味当年亲人们久别重逢时的欢愉，也可以通过这些照片将断断续续的家族记忆连接起来。
父亲那一辈人在时代激流冲击下，与前代人已大不相同。然而不变的是，大江大海由无数水滴汇流而成，历史巨流由无数普通人推动前涌。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发出阵阵回响，那是先人的谆谆之言：家族的荣耀在等着你们增添光彩，这荣耀由奋斗探索而来，不由彷徨蹉跎而致，它不计成败得失，只论执着如一，不骄不馁，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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