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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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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以及大众读者对石窟的关注主要限定在敦煌等北方著名石窟，出版了不少的相关主题出版物，但是对作为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篇章的巴蜀石窟关注较少；通常以石窟艺术为主题的图书大多关注石窟造像艺术本身或整体的历史脉络，对民间的石窟守护、石窟所在乡土的着墨较少。本书聚焦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篇”巴蜀石窟，注重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关注石窟文物的保护与存续，视角深入民间，关怀由巴蜀顺延至全国，能有效地弥补同类书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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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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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图文并茂、介绍巴蜀石窟这一中华文明载体的纪实作品。本书讲述中国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石窟，分“川北蜀道”“嘉陵江畔”“川西坝子”“成渝古道”“安岳石窟”“大足石刻”六个篇章，按照石窟艺术自中原传播到巴蜀的路径，选择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37处代表性石窟文物，基于作者16载寻访拍摄的经历，收录612幅图片，介绍石窟的悠久历史、艺术价值、人文轶事，石窟所在地的历史地理、乡土风貌，尤其聚焦与石窟为邻的乡土居民，记录50余位乡村文管员守护石窟的感人事迹，彰显巴蜀石窟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重要价值，以及围绕石窟文物保护所体现出的传承、守护等中华民族内在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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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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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蓉荪，四川成都人，副研究馆员，《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文化专家库专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摄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十多年来在巴蜀和全国各地寻访拍摄石窟造像，几乎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石窟，专注石窟造像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与传播，多次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举办以巴蜀石窟为主题的“空谷妙相”个人摄影展，受邀“一席”做巴蜀石窟演讲，石窟专题作品及专访发表于《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中国国家地理》《摄影世界》《南方人物周刊》《中华遗产》《文明》等刊物，出版《佛窟中国》《空谷妙相——时光里的中国佛窟》《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等图书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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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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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蜀道遗珠：石窟造像中原来
巴中西龛寺：隋唐石窟旁的人间烟火
巴中沙溪：异地搬迁的唐代石窟群
巴中水宁寺：米仓道上“全国第一”的盛唐彩雕
宣汉浪洋寺：荔枝古道上的唐宋梵音
梓潼卧龙山：刻满历史故事的唐代千佛岩
营山太蓬山：万丈深渊上的冒险盲拍
第二章 嘉陵江畔：顺江而下的石窟遗存
广安冲相寺：古镇烟火滋养的隋唐造像
武胜石佛寺：没有头的宋代接引佛
潼南千佛崖：挖掘机意外挖出唐代造像群
合川二佛寺：险滩边的蜀中第二石佛
第三章 川西坝子：南方丝路的山野妙相
蒲江飞仙阁：丝路古道边的盛唐飞仙
丹棱龙鹄山：唐代女道士的险峰妙笔
丹棱郑山、刘嘴：遗落深山的唐代古寺
名山看灯山：纸板画的佛头
洪雅阿吒山：空山古寺中的女尼文管员
洪雅苟王寨：在古寨天险陪伴石像的一家人
夹江牛仙寺：桑田茶园中的唐代造像群
仁寿石院寺、杀人槽：鲜为人知的唐代造像龛
仁寿牛角寨：乐山大佛的蓝本
仁寿坛神岩：物是人非的唐代道教石窟
第四章 成渝古道：巴蜀走廊的造像之风
龙泉驿大佛寺：守护“天落石”五十多年的民兵连长
遂宁梵慧寺：遗落山林的神秘大佛
内江般若寺：松柏古寨与无头十八罗汉之谜
内江东林寺：脚手架里的唐代千手观音
资中秦家岩：见证南宋历史的山野大佛
乐至睏佛寺：兄弟接力守护的唐代卧佛
第五章 安岳石窟：承上启下的“中国石刻之乡”
安岳千佛寨：生活在唐代石窟里的老夫妇
安岳卧佛院：稻香深处冠绝全国的盛唐卧佛
安岳华严洞：睡在宋代石窟里二十多年的文管员
安岳茗山寺：隐在深山的绝美宋代造像群
安岳孔雀洞：曾经栖息在农家厨房的宋代孔雀明王
安岳塔坡大佛：夫妇相传守护的华严三圣像
第六章 大足石刻：中国石窟的辉煌篇章
大足尖山子：大足石刻的开山鼻祖
大足千佛岩：雕刻在“石桌子”的罕见明代石窟群
大足石篆山：儒释道三教造像汇集共处
大足石门山：至今未破的国宝盗窃案
大足宝顶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绝壁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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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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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石窟造像，人们大多知道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通常想不到巴蜀之地竟然还有星罗棋布的石窟“养在深闺人未识”。其实，石窟造像有规模地传入巴蜀，始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宋，从北魏至明清从未间断过，1400多年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巴蜀的造像既体现出与北方中原一脉相承的风格，又形成独具一格的地域特色，是汲取、融汇外来文化的典范之作。
石窟造像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古印度。在此之前，佛教诞生后的数百年间，佛的形象皆以足印、菩提树、佛塔象征。由犍陀罗地区兴起佛教造像后，崇拜佛像渐成风气，佛教徒在洞中雕凿佛像佛塔、描绘壁画供禅定观想，石窟逐渐演变出以像教化的功效，构成壮观的建筑、雕刻、壁画综合体。汉代以降，佛教石窟沿着丝绸之路，伴随着往来不绝的商贾驼铃声传入中国。彼时，融汇古希腊罗马、中亚草原、南亚印度等各种文明的佛教文化，由古西域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大地的漫漫东传长路中，不断融合中原文化与儒道思想，逐渐中国化、世俗化，与此同时，石窟造像通过汲取中国传统雕塑、绘画与建筑艺术的精华，成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瑰宝。
唐代北方战乱，中断了石窟造像的蓬勃发展，中原大地结束了大规模的开凿造像。柳暗花明中，唐玄宗、僖宗二帝分别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之后，进入安稳富裕的蜀地避难，石窟艺术的火种也随着接踵而至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和工匠艺人传入巴蜀。他们既带来京城长安的粉本窟样，又怀有祈求国泰民安、尽快平叛返回家园而开凿石窟的愿望。于是，上行下效，巴蜀各地的石窟开凿就此遍地开花，由广元、巴中、梓潼、绵阳到邛崃、蒲江、丹棱、夹江、乐山，再从资中、内江、安岳至大足、潼南??历经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巴蜀石窟延续发展、发扬光大，如今在全国整个石窟造像群中占据显著地位，堪称当之无愧的国之宝藏。根据202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全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石窟造像文物。其中四川和重庆共有2850处，接近全国数量的一半，四川省共2134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更是远近闻名。
如果说中国石窟造像规模宏大， 集宗教、建筑、雕塑、服饰、书法等文化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是古代跨文明交流的实物见证，那么巴蜀石窟造像就是巴蜀大地孕育的又一处中华文明，犹如中国石窟这部华章的下半阕，其保护利用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文明交流互鉴都极具意义。
追溯巴蜀石窟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历史悠久的古蜀文明，有5000 多年历史的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巴蜀位于中国西南，以今四川、重庆地区为腹心地带，自古以金牛道、米仓道和长江水路为主要路径，联系北方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先秦时期，这里的巴人和蜀人就创建了巴国和蜀国，后来为巴郡与蜀郡。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古蜀青铜铸像与面具，渠县、雅安等地屹立至今的地表建筑汉代石阙，巴蜀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汉代陶俑等，均可见巴蜀地区悠久的雕塑历史，其雕刻造像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佛教在巴蜀的生根发芽，为石窟开凿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佛陀形象最早在巴蜀出现，是在汉代崖墓及与神仙思想有关的青铜摇钱树上，如四川乐山东汉麻浩崖墓的门楣上，有一尊头有背光、结跏趺坐的佛像；四川绵阳、重庆忠县出土的汉代和三国蜀汉青铜摇钱树上，每节树干上都铸有坐佛。古代巴蜀的中心成都，在南朝时代即为中国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是僧人进入巴蜀弘法的首选目的地，成都的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就出土了大量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在唐代入蜀的大德高僧中，也包括来到成都大慈寺的玄奘法师，时年23岁的玄奘在此受戒不久便讲经说法，博学广闻后有感国内佛学经典不足，几年后便发愿西行求法，北上西去踏上取经之路。当时，始于魏晋的成都大慈寺占地千亩，有僧人五万之众，唐玄宗赐匾“敕建大圣慈寺”。大慈寺佛教壁画之盛，可谓称冠全国，如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载：“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佛道画像须有经典为据、师承模本，大慈寺的大批名家画作，其后自然成为巴蜀各地壁画、石窟造像雕刻的摹本。
本土道教文化也为巴蜀石窟提供了独特的源泉。蜀地是道教发源地，道教倡导“道本无形”理念，受外来佛教造像的影响，道士们禁不住也仿效佛教的开凿形式开窟造像。之后的佛教、道教石窟和摩崖造像，受其哲学和教义思想影响，技艺汲取古铜器、古石雕等巴蜀文化养分，并融入儒家文化，逐渐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风格与特点，佛道同龛甚至儒释道三教合一窟的造像在巴蜀屡见不鲜。
富庶的巴蜀之地具有开凿造像得天独厚的条件。开窟造像耗资巨大，开凿一窟造像，需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钱粮支撑才能完成。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使川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还带来了手工业的繁荣，四川盆地成为“天府之国”。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李白有诗云“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即赞长江龙头与龙尾的成都与扬州两大都会。正因如此，石窟造像在天府之国广为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华大地一脉相承的石窟传播路线上，巴蜀石窟自成一体，大多是浅龛与摩崖造像，已无中原石窟那样的皇家风范。这是因为早期具有修行与礼佛双重功能的石窟寺已退化，既没必要也无皇室巨资来开凿大型石窟，巴蜀大地捐资开窟的供养人不再是僧人、官吏，更多是普通百姓。钱多开大窟，钱少就凿小龛，多者如蜂房密而不乱，如广元千佛崖造像区长417米，最高达40米，重叠13层之多，大小间杂却无庞杂之感。信众以开窟凿像为功德，纷纷捐资甚至割田舍地，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结社集资开凿大大小小的造像，寄托他们心中的美好愿景。随情随性、因地制宜，巴蜀百姓务实、虔诚的做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巴蜀石窟。
巴蜀石窟的开凿选址也体现出巴蜀依山傍水的地理特征。大江大河交通便利，有许多造像就开凿在嘉陵江、岷江、沱江等江河流域。江河古道附近易于雕刻的山岩多有造像，依傍若即若离的城镇，源源不断地提供香客和寺观补给，而山野之隐，又营造了绝佳的礼佛修行环境。虽然也有自然风化和一些人为损毁，但蜀道之难使巴蜀天远地偏，相对战乱较少，石窟造像与传统农耕文化最终得以相融幸存。巴蜀石窟造像独具魅力的地方就是人间烟火气。石窟文化融入巴蜀社会生活，佛即众生，道法自然，百姓生活依赖于民间传统信仰习惯的支撑。这里很多乡土民俗的祈福节庆活动，都与周边石窟造像有诸多关联。巴蜀地区两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大小不等的石窟及摩崖造像。佛道文化浸润巴山蜀水，石窟造像与乡民相伴相生，护佑芸芸众生耕耘与辛劳、欢喜和忧愁。世代生活在石窟造像周边的村民自觉爱护，虔诚地供奉、顶礼，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村舍路边的摩崖造像如同一窟一龛的宣传画，与村民日常的生活劳作延续千百年，动态的生活与静态的造像，构成一幅幅平常质朴的风俗画，更具烟火之气。
正是这些充满烟火气和温度的石窟造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系统地拍摄中国石窟造像，就是由寻访巴蜀各地山野中的摩崖石窟开始的。寂静荒凉的枯藤老树边，谁能想到山野中唐风宋韵的石窟造像，会在此历经风霜一望千年？时光静静流淌，除了世居附近的个别村民，没有人知道这些造像的存在，荒野中的宝藏仍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草生树长，时光留痕，感念物是人非的变迁，关注千年石窟的当下，很多地方我会隔几年去一次，记录见证那千年的瞬间。
在十余载的跋涉行走、寻访和拍摄过程中，我耳濡目染巴蜀石窟独具魅力的艺术、历史、人文价值，既感到遗憾，又有不少欣慰。遗憾的是，在我造访的许多石窟中，造像能完整保存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究其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既有长期风吹雨淋带来的自然侵蚀，也有人为的破坏、猖狂的盗窃。欣慰的是，石窟造像的身边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守护人，那就是巴蜀各地乡村的500多名文管员。翻山越岭地行走，我的寻访对象也不仅仅是古代石窟造像，还包括这些可敬的文管员。山中的石窟造像大多远离乡镇，由于古道废弃，许多地方至今不通公路，只有羊肠小道蜿蜒于田间地头或山野峭壁。同时许多民间石窟文物保护级别不够，地方文管部门人手经费紧缺，无法提供专门专业的保护，这种情况也给盗窃分子可乘之机，他们受一点利益驱使就铤而走险，曾经猖狂时，甚至半夜把石窟附近的农户反锁在家里，公然盗窃文物造像。早期地方文管部门一度发动关心文物的当地村民百姓兼任文管员，往往是义务性质，或提供微薄酬劳，后来发展为聘请当地村民担任专职文管员，领取财政补贴，这不失为因地制宜的办法。
走得多了，我对文管员才有了深入了解。有他们默默无闻的坚守，荒山野岭中的文物造像才能幸存，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有许多记忆难以忘怀，一幕幕的景象时常想起，那些警惕又和善的眼神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空谷大山中一个个淳朴的石窟守护者，虽然收入微薄却肩负责任，犹如一尊尊文物守护神。他们孤独寂寞地在山里静静守护着文物造像，怀着朴素的感情，几十年如一日尽心尽力。在他们中间，全家齐力、父子相传、夫妇齐心、兄弟相托守文物的故事不胜枚举，令人无比感动。在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的青壮年大多进城务工， 迁往城镇生活，守护石窟造像的重任，必然就落在山村中那些老人的肩上。漫长的时光里，一个人，一只狗，梵影青灯，成为他们几十年守护文物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际遇、他们的酸甜苦辣，就跟野外的文物造像一样， 时常令我牵挂。即便渐渐有了现代化的监控手段，石窟造像文物——尤其是大量保护级别在省级以下的，依然离不开沿袭传统方式、在现场日夜守护的文管员。我也常常在想，在这些老当益壮的文管员离开后，还能有人在大山中寂寞坚守散落山野的文物造像吗？
十余载光阴，我见证了文物造像从山野荒谷进入围墙庙堂，文物保护级别越来越高，前往一处处文物点的坑洼土路变成了如今平整的“村村通”水泥路，文管员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也有了逐步的改善。但石窟千年，人生有涯，千百年的岁月侵蚀仍是石窟造像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野外的文化遗迹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物理性的风化剥蚀在所难免，甚至渐渐灰飞烟灭，保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尽量延缓自然毁灭时间。在采用现代科学的手段保护造像文物时，不改变地域自然环境、最大限度保留历史文化信息，我以为是最好的结果。历史文物终究要在孕育它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当中，才会焕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石窟终究都会有风化入灭的时候，我们的后人，不只是想看标本式的石窟造像图片，或者去看博物馆射灯下那些冷冰冰的幸存造像，他们一定还想了解石窟文化得以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土壤。
这些年的行走路上，寻访巴蜀各地遗落深山、满是苔痕的造像，时常涌现文管员朴实又写满沧桑的一张张脸庞，也不经意留存了乡土社会发展剧变的缩影，就希望有朝一日把充满烟火气的巴蜀石窟、寂静山野中的守护者介绍给大众。出版社确定选题后，这两年来，我又专程重访了许多石窟造像点，探访石窟造像的变化，探望文管员生活的近况。巴蜀各地石窟造像有传奇故事的地方很多，以一本书的篇幅实在难以囊括，只好忍痛割爱，大致按照传播路径的重要节点来选择，分为古蜀道、嘉陵江水系、川西坝子、成渝古道几个区域，对安岳石窟、大足石刻这两处重要的代表则各自专辟一章，期望能够提供反映巴蜀石窟全貌的样本。往往这样的地方，我通常会过几年甚至连年前往，自然也很熟悉了解当地，与文管员结下深厚的情谊。在具体篇章里，除了描述石窟造像本身，我会介绍石窟所在地的历史地理——便于读者了解滋养巴蜀石窟的土壤，我会记述石窟周边的人以及他们的酸甜苦辣、石窟造像文物的保护，期望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带出巴蜀石窟的基本知识和感人故事，有些故事过去只在当地口耳相传，它们值得被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和分享。
如今，巴蜀地区的石窟和摩崖造像保护体系已成规模，四川地区2134处文物点中，有国保单位33处、省级文保单位111处、市州级文保单位116处、区县级文保单位233处；重庆地区716处文物点中，有国保单位6处、市级文保单位22处、区县级文保单位167处。为了更好地保护
和传承石窟造像遗产，近年来川渝两地已展开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进行石窟造像保护利用全方位合作，在旅游开发、法规制定、文物抢救、考古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安岳、大足两处最受关注的石窟造像，近年已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开展一系列抢救保护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也增挂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牌子，增加全省石窟造像考古保护、研究利用的职责。安岳县文物局也更名为安岳石窟研究院，并升格为四川省首个副县级石窟研究院，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巴中南龛石窟研究院、广元石窟研究院等保护研究机构也相继挂牌。
欣喜的是，就在我酝酿筹备书稿期间，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石窟寺保护利用的十项任务，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提出实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尤其提到以川渝等地区为重点，开展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我深信，巴蜀石窟乃至整个中国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存续，即将迎来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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