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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除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外，对教育工作有兴趣的读者也不容错过，作者在书中提及“我们大多数人当教师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唠叨各种规则的执行情况。我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工作者，是因为我们爱孩子，喜欢各种点子，想传递这股爱。我们很多人投入教育行业，是因为我们认为教育是改变现状的关键力量，尤其是在维持社会公平和保证学生获取机会方面……”不仅如此，在本书中我们还能看到波士顿艺术学院对“教育”这件事核心本质的精彩探讨！
2.除了讲述优秀教师的个人实践，书中提到了波士顿艺术学院采取的一些提高学生成绩或教学质量的整体举措：带领全校学生参观大学、每周一次的教师专业发展研讨会、艺术课与学术课的融合、学校的整体评估系统以及学校的咨询项目等。
3.从校园教育最常见的“家庭作业”到“校规”、“考试成绩评估”，作者与这所学校的老师们不断地反思，“这重要吗”、“这是我们要教孩子们的吗”；当作者内森与老师们共同探索，发现许多传统的教育造成“学生们可以熬夜看书，隔天考试考出好成绩，却浪费了真正的学习时间”时，他们决定长期不懈地发展更能让学生自我转变的制度与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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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波士顿艺术学院是美国一所公立高中，由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群体组成，但90%以上的毕业生被大学录取，而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平均升学率不到50%。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波士顿艺术学院创办人兼首任校长琳达·内森写道，这一非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所有学校都可以考虑的问题，例如：
·一所学校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制定能代表学校的统一准则与共同价值观？
·是什么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教师，校长如何帮助教师提升自我？
·如何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
怀揣着对教育的热枕，琳达·内森在本书中将带领读者了解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如何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评估实施结果。书中分享了许多真实又引人深思的故事，并提供了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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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琳达·内森（Linda Nathan），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
1998年，她创立了波士顿艺术学院，并致力于打造一所能融合多元背景学生的学校，该校在当地已成为许多公立高中进行教育创新的典范，它招收的学生在该区的素质并不是顶尖的，却仍创造了90％以上的毕业生大学申请入学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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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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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 什么是一所好学校
1.比“教什么”更重要的事
2.发展共同价值观
第二部分 教师如何更好地成长
3.给杰出教育工作者真正需要的支援
4.打造“专业学习共同体”
第三部分 孩子，你们能应付世界的不公平
5.如何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
6.帮助学生破除隐形障碍
结语：教育永远是最好的投资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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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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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艺术学院的使命是成为“艺术和学术创新的实验室和灯塔”，因此，我们定期邀请教师和教育界领袖来了解我们的课程、项目和结构。我们是一所拥有24年历史的试点学校，在波士顿公立学校学区内运行，只招收住在波士顿市的学生。我们可以自由地创建自己的课程（与大多数公立或特许学校不同），也可以通过面试来挑选自己的学生。我们不会查看考生的学术成绩（我们称其为学术盲申），但我们筛选学生时，会更看重他们是否对自己选择的艺术形式（音 乐、舞蹈、戏剧或视觉艺术）有热情并认真求学。每年大约有400名学生参加面试，大约会有140人被录取。
我们的学校很小，位于波士顿芬威地区一栋条件尚可的大楼中，但绝非什么豪华建筑，我们与另一所试点学校芬威高中共享该教学大楼。我们学校学生的多样性反映了我们所在的波士顿公立学校学区学生的多样性（我们的学生中有48％的非裔美国人，30％的拉丁裔，17％的白人，3％的亚裔和不到3％的美国原住民及其他）。在学生的经济条件方面，波士顿艺术学院大约有60％的学生享受免费午餐或减价午餐，而本地区这类学生的比例是71％。我们的确吸引了更多的中产阶级学生来我们学校学习。我们的学生中有13％的人被认定为有特殊教育需求，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为20％。我们也很幸运，拥有多元化的师资队伍。在我们的45名教师中，有50％的教师会说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有95％的教师拥有本科以上学位。最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学校的升学率为95％，这与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平均水平（不到50％的升学率）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我们学校既与“典型
的”公立高中不同，又有很成功的方法，这对地方教育决策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们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来访者，包括对实施变革感兴趣的学校教师和领导团队。
为了不让自己和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职工显得好像无所不知，我同样愿意说出我们感到很棘手的问题。有时我称之为“分享我们的伤与痛”。我认为，无论我们多么认真、自觉地进行准备，那些来访的人都不大可能从我们的准备中学到很多东西。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们的学生讲述自己是如何在课堂上努力并取得了成功时，上个月参观我们学校的来访者对此印象深刻，我们的学生讲述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他们自己的学生也会这样做。一名学生谈到了自己无家可归，波士顿艺术学院的学生支持团队帮助她找到了住房和兼职工作，这样她就可以继续上学，同时在经济上更加独立。除了一门科目，她所有课程都通过了。来访者对她的故事感到悲伤和认可，他们每个人都认识处境相似或更差的学生。
波士顿艺术学院一些母语是西班牙语的学生谈到了一个西班牙语课上的作业项目：自己写一个故事，然后去当地的双语学校向低年级的学生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教这门课的老师解释说：“对于许多以前在学校表现不佳的学生，用母语完成的作业项目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学业是如何与自己的生活以及社区联系起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感到自己对那些2年级学生来说如此重要，我的学生们喜欢这种感觉！有些学生甚至被要求提供签名，就像他们是已发表作品的作家一样。我的每个学生都按时完成了作业，并且做得很好。”来访者眼前一亮，似乎在说：“是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进行的一项活动。”
但是当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谈论学校的整体举措时——例如带领全校学生参观大学、每周一次的教师专业发展研讨会、艺术课与学术课的融合、学校的整体评估系统以及我们的咨询项目等——来访者都表现得很安静，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我想，我们的这些举措对他们来说可能过多。个人的课堂努力可行，但整个学校一起采取举措好像很难行得通。
这就是上个月的一些访问情况，我想我不能再回忆之前的情景了，必须得为今天的参观做好准备了，虽然还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来参观。
……
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关于我和我的同事如何应对一系列问题的例子。我相信，作为学校领导和教师，我们提出的问题可以推动整个行动过程，推动我们改善学校的日程安排、课程设置、纪律和评分政策、师生之间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每天我都能遇到这样一位教师或学校负责人，他们有勇气并且愿意提出可能违背规范或标准的问题。他们愿意和同事们在学校、更大的社区和其他专业组织范围内一起探讨学校的问题。我认为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问自己：你们学校主张什么？为了贯彻这一主张，如何使课程具有相关性？教师、领导和学生在帮助塑造学校形象方面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要避免问什么问题？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疑惑，不同的学校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我在波士顿艺术学院采取的方法不同——实际上，他们必须这样做。每所学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每个解决方案也是如此。也许有的学校旨在通过科学技术而非艺术来吸引学生，或者有的学校就是更加注重个人努力而不是集体互动。不管怎样，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只要花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学校，坚持自己学校的特色，并且正在为学校确定新的行动方案，我相信他们也会确保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现在必须找到方法，为城区高中（实际上是所有高中）创造新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还没有竭尽全力。做出改变不是由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提出并尝试处理最棘手的问题。我讲述自己克服这些棘手问题的经历，不是为了提供指导或解决办法，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些棘手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个已经在直面棘手问题的这条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的人仍然觉得这条路充满乐趣而又意义非凡。
就最重要的事情提问
我在芬威高中担任副主任的第一年，会定期与我的教育导师维托会面，维托总是很认真地倾听我说的话，并引导我温和而坚定地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来讨论学校如何发展。我与维托的对话总是以一种可想而知的形式进行。我会以一通牢骚开启我们的对话：我做得还不够，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学生们似乎对学习不感兴趣，也没有好好学习，这让教师们感到沮丧。当我喋喋不休地描述自己的挫败感和过失之后，我们两个人会讨论我有哪些证据证明我的学生对学习不上心。有一次，导师的话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对我说：“琳达，作为教师，你提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好了！”他指出，
从年初开始，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关于“纪律执行”的管理问题：如何让学生们在午餐室表现得体并摘下耳机，如何让学生自觉地完成家庭作业，如何鼓励家长来参加学校的活动……
我们秋季学期的时候重点完全放在了责备上：责备家长，责备孩子，责备自己是失败的规则执行者。你们可以想象，在教职工会议上，大家都有强烈的挫败感和随之而来的怨恨，因为我们都对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深感困扰，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没有或无法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不及格？”
但是现在，短短几个月后，教师们在一起提出了各种问题：为什么学生要在午餐室表现得体？为什么要布置家庭作业？为什么家长参加学校活动对我们很重要？这些活动对家长也有吸引力吗？让学生摘下耳机，我们试图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如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试图精心组织孩子们跨越种族和阶层界限进行社交，但是耳机却帮助营造出一个大家都不用互动的场景。教师和校长提出的问题决定了我们的探讨方向和对话深度。通常
这些问题会涉及学生或家长在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特别是关于他们“做错了什么”。我称之为“第一层次的问题”。即使一名教师处于一种很疲惫的状态，他也可以玩几个小时的“挑毛病游戏”。正如校长和学校其他管理者所知道的那样，很多教师似乎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谈话，而我们最艰巨的工作通常是引导对话的主题从“第一层次的问题”转向“第二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涉及我们（学校的教师）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最终，这种质疑会引导我们追问自己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第二层次的问题”探讨得更深入，这些问题与教师的价值观和想法紧密相连，正是这些价值观与想法引导我们大多数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我们大多数人当教师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唠叨各种规则的执行情况。我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工作者，是因为我们爱孩子，喜欢各种点子，想传递这股爱。我们很多人投入教育行业，是因为我们认为教育是改变现状的关键力量，尤其是在维持社会公平和保证学生获取机会方面。
从“第一层次的问题”到“第二层次的问题”的转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我们提出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并开始清楚地说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以及它们为什么重要。以我们关注的家庭作业方面的问题为例，当芬威高中的教师将关注点转到“第二层次的问题”时，我们会问自己：家庭作业有意义吗？是的，这一点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校外做练习。但是，质疑仍在继续：如果一些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校外做作业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很多学生必须打第二份工或者必须照看自己的弟弟妹妹该怎么办？ 因为学生没有做家庭作业，我们就让他们不及格，这样做是否公平？我们必须踏上漫长而艰辛的讨论之路来逐个解决问题，并询问自己：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通过提出这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关于“作业”的纪律。那么，我们的质疑进入下一个阶段：在哪里做家庭作业或练习真的重要吗？我们为什么不
为学生创建可以在学校练习的拓展项目呢？考虑到我们许多学生的情况，我们是否有义务这样做？这一系列的质疑让我们恢复精力去面对我们面前真正的问题，并坚定了我们最初进入教育行业的初衷，这是我们提出统一准则的初始阶段。我们先是头脑风暴，然后就我们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对待学生的方式达成了一致的约定和理解。
我喜欢问新的校长：“您和贵校教师每天都关注什么问题？退一步讲：您希望贵校毕业生知道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您认为贵校学生以前由于种族、阶层、性别或语言等问题而错过了什么？”通常，我希望校长能真正思考下面两个问题：首先，他们何时发现自己是在枉费心思、白费力气；其次，他们什么时候知道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转而问道：“作为一个学校整体，我们共同关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全校师生的统一准则，让每个人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作为领导者不花时间去自问并且彼此之间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可能最后会像芬威高中开始的时候那样费尽心思却总是失败，精疲力竭却总是在白忙活。
……
如何帮助学生看到并克服隐形障碍？
作为一所学校，我们试图缩小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的差距。我们的社会资源显然更倾向于中上层阶级。许多社会规范是围绕中上层阶级的价值观而建立的，中上层阶级控制着很大一部分文化和社会资源。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体会中上层阶级生活的好处，那么我们必须教他们如何去做。从引导学生学习形象礼仪到提升内在修养，从教导学生面试技巧到考试技巧，这些都必须成为课程目标的一部分。
仅通过提供机会而没有提供附带的说明使学生真正利用这些机会，就无法保证学生将来会成功。这就像是在说：“学校设立了很多为贫困儿童提供的奖学金，但他们根本没有申请。”这是远远不够的，从与学生们的多年相处中我了解到，像其他学生一样，出身贫穷的学生也需要父母或教师手把手去推动和一直提醒“赶紧申请那些奖学金”。这就是许多中产阶级父母面向他们子女的教育方式之一——强行灌输，说服你接受这种教育。
回想我自己申请大学的经历，我意识到我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克服了无知。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毫无疑问我会上大学以及去一所“好大学”——只是哪一所大学的问题。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开车送我去参观心仪的大学（我必须自己想办法去参观），也没有帮助我写大学申请论文，只是跟我说：“我们上过大学，但这是你的大学申请论文，不是我们的”，但我知道我的任何疑惑最终都会得到解答。在我上11年级和12年级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餐桌上谈论的话题是各种“好大学”的优劣对比。
在波士顿艺术学院，在我们的大学和职业顾问海尔斯顿女士的领导下，教职员工共同开展了一些教学实践，鼓励所有学生相信高中毕业后能取得成功。我想保证我们在学校创造一些许多学生无法体验到的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家里的经历。
我们的期望很明确：所有波士顿艺术学院的学生都将申请大学或准备职业培训项目。每年，海尔斯顿都会为9年级、10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组织一次分享会，听取正在上大学的校友以及即将毕业的12年级学生关于大学录取过程的相关经验。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这些讨论是一回事，让在校学生听听毕业生的想法是另一回事，他们会说：“当海尔斯顿女士说要尽可能多地申请奖学金时，要听她的话！她知道怎样申请。”“别像我一样等到最后一分钟。现在我不能上全日制大学，因为我等了很久才申请助学金。”“当所有室友都是白人时，不要惊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坏人。一定要记住你在这里也可以结交白人朋友！”那些“外界”的智慧和建议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无价的，我们利用它来为学生提供方向，让学生们思考高中毕业后的大学和职业。
海尔斯顿女士在我们学校组织年度大学展览会，以及年度大学参观日活动，所有9年级、10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都要参观大学校园。安排320名学生参观地区大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义务之一，以尽早引导学生树立目标。大多数中产阶级学生的父母会带他们去参观大学，甚至帮助他们分析不同的大学，这给那些学生带来了特殊的优势。但是，许多学生的家长并没有这么做。因此，波士顿艺术学院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参观本地和州外的大学。
我知道，一些在其他城市公立学校任教的读者会持反对意见：“是的，太棒了，但是我们如何确保有相应的资源来开展这项活动呢？”我申请了补助金来支持州外的旅行费用，同时我也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许多大学距离我们学校仅有很短的公交车程。所以，在其他学校复制这种经验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我认为这对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可能的，对波士顿艺术学院来说，我们为了给学生创造这些机会和实现我们心中的期望而付出的辛勤工作都是值得的。我们的回报——看到我们的校友在高中毕业后取得成功——是无价的。
我们的咨询项目同样在为学生创造更多机会。咨询项目将学生划分为由8至10名来自各个年级（9至12年级）的学生组成的小组，每周与教师相约开会4次，每次15分钟。咨询小组的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被一名教师所熟知，并成为学生可以在一个客观的、互帮互助的环境中分享成功和遇到的困难的地方。在咨询小组中，学生会提出一些有关参观大学的问题。参观结束后，他们会简单汇报这次经历。这些参观活动以及围绕它们的讨论帮助学生意识到上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些学生会在咨询小组中讨论大学的录取过程。由于咨询小组中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因此，这是分享经验并帮助年轻学生向年长学生学习的另一种有价值的方法。
在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的写作研讨课中，我们要求学生报名参加初步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并学习如何撰写大学申请论文。这样，告诉学生申请大学的要求便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们，高中毕业后去邦克山社区学院或波士顿大学上学都是可行的、有价值的选择，但是学生必须尽早了解入读波士顿大学等机构的更高要求。我知道附近有一所学校，里面的学生比我们学校多得多，该学校将大学申请论文写作培训融入到了高级英语课程中。我想知道，在一所大型学校里，让大学申请过程成为课程一部分的方式是什么？如果学校没有相关的咨询系统，那么如何让更多的教职员工分担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高中毕业后的生活的责任呢？
我发现上述实践对于建立一种信念至关重要，这种信念就是教师对所有学生的内心期望：“你们可以从高中毕业，而且一定会。你们可以去上大学，你们会去的。”在咨询小组中，作为顾问，我们提出了一些可能会对学生的大学录取结果产生影响的问题，例如哪些学生的父母是非法留在美国的。如果一个学生从未带父母/看护人参加财务援助研讨会，则可能表明我们需要了解有关该学生家庭财务状况的更多信息。我们一直牢记从桑妮塔和里卡多的案例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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