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区域视角下的东盟防务外交
从广义上看，东盟防务外交属于东南亚防务外交的范畴，可以理解为东南亚区域内和区域间出现的多层次、多轨道、多领域的防务合作。区域主义成为评估东盟防务外交发展状况的重要理论。区域主义从二战后区域组织的建立开始起步，能够促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区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多边主义和区域组织的形式促进区域各国的团结与合作，解决分歧和冲突，实现区域和平与稳定。一些区域组织作为小国联合自强的产物出现，形成国际关系中的新兴力量来源，能够制衡大国对区域的干涉和介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在持续变化的区域安全环境中不断演进，体现出从旧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图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双边、小多边和多边防务合作密集出现，旨在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保护区域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第一节区域主义和安全区域主义〖1〗一、区域主义区域被定义为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彼此相邻的一组国家，Craig ASnyd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Palgrave:Macmillan，2008，p228且必须具有相似的文化价值、社会联系和共同历史遗产。Bjrn Hettne and Fredrik Sderbaum， “Theoriz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London:Routledge，2002，p39区域主义（Regionalism）是指在互利基础上，存在地缘联系或地理相近的国家、地区或机构参与的制度化多边合作实践，大致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种互动内容，具有区域性、集团性和超国家性，其目标和动力是成员体的共同利益。区域主义通常与多极化联系紧密，一些小国联合形成的区域组织逐步构成国际关系中的新兴力量来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大国的优势格局，促进国际关系向多极化发展。区域主义通常要求成员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推行区域或跨区域安排，因而主权让渡程度与区域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区域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区域问题的政治途径，在二战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
本研究涉及到两种类型的区域主义理论，即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旧区域主义通常指二战后以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为背景、以西欧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实践为代表、由超级大国自上而下、从外到内、从全球到区域推行的区域主义运动。Hettne B， “The New Regionalism: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Helsinki，1994，p4旧区域主义通常局限于既定的地理区域，表现为区域政府间组织，以单一的经济、政治或安全组织形式出现，具有封闭的特征，如北约、华约、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冷战结束后，两极体系由复杂的区域关系所替代。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都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区域一体化建设浪潮，这种区域主义新潮流被学界称为新区域主义。详见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aimo Vrynen， “Regionalism:Old and New，”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2003; Chungyao Yi， “Emergence of Regionalism:About State Preference Formation，”University of Leeds，POLIS Working Paper，2007; Bjrn Hettne and András Inotai， “The New Regionalism: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Tokyo:UNU/WIDER，1994新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全面回应，是成员国面对全球化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影响，用从内到外和自下而上的方式自愿自发的加强合作的过程。“‘新旧区域主义’之间有三种差异。第一，旧区域主义被认为是两极时代和冷战时期的产物，是内向型和排他性的，而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形成的新区域主义是外向型和非排他性的。第二，政府从外部（从上）创造了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从内部（从下）自发形成，其中成员国本身是主要参与者。第三，旧区域主义为具体经济目标产生，而新区域主义则涉及多个领域。”Bjorn Hettne and András Inotai， “The New Regionalism: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Helsinki:UNU/WIDER，1994，pp1-2在区域主义的影响下，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产生不同程度的削弱。介于国家和全球之间的区域逐步拥有了自治性力量，在区域发展治理和世界秩序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对于区域主义的理解存在争论，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这些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建立在对全球体系层次的结构分析基础之上，对于区域主义的解释主要是按照各自理论主张将分析演绎下移到区域层次。他们对于区域安全的不同理解体现为如何为区域安全创造有利条件。Craig ASnyder， “Reg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Conflict，”Geelong:Australia，SIPS，2007，p4从现实主义角度看，由于缺乏互信，区域国家间的合作是困难的。区域合作确实源于共同利益，但由于各国重于考量自身利益而难以维持。John J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pp4-49从这个角度看，区域一体化永远不会实现。军事合作最有可能在该区域与域外共同敌人打交道时出现。一旦敌人消失，区域国家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产生疑惧，导致战争。John J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1990，pp5-56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看，区域机构将有助于抑制国家利益，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促进区域合作，创造区域安全。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89.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如果建立偶然性和对等性的体系，就可以产生“合作原则”。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Basingstoke:Macmillan，1977，p67在这里， “偶然性”的定义是，对愿意合作的国家给予奖励，对拒绝合作的国家进行惩罚。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进一步指出，获得奖励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需要一种平衡的回报。Hel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st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World Politics，Vol44，1992，pp446-496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从安全合作领域获得的回报可用于共享经济发展，如欧盟；或者共享区域稳定，如东盟。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区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前者认为军队是安全最重要的因素，而后者认为除军事外，政治和社会都可能构成区域安全的重要方面。Craig ASnyder， “Reg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Conflict，”Chicago，IL Snyder，2007，p5
与现实主义或制度主义不同，建构主义者认为区域安全可以通过社会互动来构建，这种社会互动将在国家之间建立共同的身份和利益。亚历山大·温特（Alex Wendt）指出，只要满足知识共享、物质资源共享和可行性三个基本条件，这个状态就可以实现。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1995，pp71-73这些将构成一个有效的区域安全体系。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区域的共同身份。比约恩·赫特纳（Bjrn Hettne）指出，区域安全分析中的“旧”“新”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过去区域本身不是行为者，只是一个行动的“层次”或者“空间”。Bjrn Hettne， “Development，Security and World Order:A Regionalist Approach，”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Vol9，No1，1997，p97新区域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将区域化视作动态的、历史的和建构的，呈现出从松散的“区域合作”到紧密的“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正是通过区域性的发展，一个区域能够从被动的组成部分转变为自主发挥权力。Craig ASnyder， “Reg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Conflict，”Chicago，IL Snyder，2007，p6赫特纳认为并不存在“自然”或“给定”的区域，区域总是“处在不停的建构之中”。他使用“区域性”（regionness）界定“用于体现崛起的区域内的跨国利益的方面，一个地理区域从一个被动客体转化成为一个主动主体的过程”，并划分了五种程度的区域性阶段：1区域空间（Regional Space，元区域）；2区域复合体（Regional Complex，作为社会体系的区域）；3区域社会（Regional Society，区域公民社会）；4区域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一种行为主体）；5区域国家（Region State，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实体）。Shaun Breslin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Routledge，2002，pp33-47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指出，区域主义可以被界定为国家主导的政治项目，旨在促进区域级别的政府间政策合作。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9-40他也将区域主义分为五个阶段：1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或称“非正式区域主义”，是一种自发的经济过程，导致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或一体化；2区域意识或认同（Regional Awareness and Identity），指通过特定的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或历史事件，形成一种同属一个特定群体的认同；3区域国家间合作（Regional Inter-State Cooperation），即由一些成员国政府出面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性合作机制；4国家推动的一体化（State-Promoted Integration），指政府有意识地制定促进一体化的政策；5区域内聚体（Regional Cohesion），是上述过程的任意组合。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7-73转引自张振江：《区域主义的新旧辨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01—108页。因此，新区域主义理论“不能仅涉及兴起的区域本身，它必须是一种关于变革中的世界秩序和多层次治理模式的理论”。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Sovereignty，Autonomy，Identity，”in Shaun Breslin et al， “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Routledge，2002，pp20-32
在研究方法上，新区域主义主要采用体系研究方法，如戴维·莱克（David ALake）和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Morgan）的全球—区域—国内“三层博弈”分析方法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19、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采用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四层互动”模式Barry Buzan， “Ole Wea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72和比约恩·赫特纳等人的全球—区域间—区域—国家—地方“五层互动”分析方法。Bj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in Bjrn Hettne and Andrα＇s Innotai et al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Basingstoke:Macmillan，1999，pp11-16同时，新区域主义认为区域主义应包含多层次动力、多元行为主体、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实践领域的互动分析，承认区域主义与全球化、国家主义共存于同一进程之中。
当前，越来越多的新区域主义研究聚焦于区域主义与区域外环境（extra-regional environment）间的关系。Fredrik Sderbaum， “Introduction: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in Fredrik Sderbaum and Timothy M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A Palgrave Reade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3，p4在这一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研究特别聚焦于不断凸显的全球化的状态。赫特纳认为区域化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对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反应。Bjrn Hettne， “Beyond the‘New’Regionalism，”Sweden:New Political Economy，2006，p547他进一步指出，区域主义的特点是当单独国家不再可行、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体时成为一个中途站。根据这一定义，区域主义可以充当利于全球合作的桥梁。Bjrn Hettne and András Inotai， “The New Regionalism: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Tokyo:UNU/WIDER，1994，pVI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区域主义是国家主导的政治项目，政府是区域主义的主要设计师，参与国事实上还可能认为区域主义是对抗全球化进程引发的竞争压力的一种防御机制。Theodore Palagidis and Harry Papsotitoru， “Globalization or Regionalism? States，Markets，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28，2002，pp519-535
另外，随着新区域主义的兴起，区域间主义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区域间主义源于新区域主义，是“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定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的各种行为主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推动区域间制度化合作的各种思想、观念、计划及实践进程。”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014年版，第50页。区域间主义的核心行为体现为“国家行为体、国家间与全球性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兴起中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复合体”构成一种“利益攸关者”互动的区域间协作关系，Michael Reiterder， “Interregionalism as a New Diplomatic Tool:The EU and East Asia，”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Vol11，No12，2006，p230其出发点是不同国际区域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关系，涵盖“组织/集团与组织/集团”“组织/集团与单一行为体”等合作形式，比如，东盟—中国属于“集团对国家”，东盟—欧盟属于“集团对集团”，东盟 3属于“集团对区域”，东盟地区论坛属于多个行为体构成的不具有独立角色性的跨区域安排等。区域间主义的核心治理问题是管理两个或两个以上特定区域各类行为体间面临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共同问题，旨在维护国家、区域和跨区域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其治理基础条件包括权力平衡、利益共享和认同强化，其可能路径包括制度建设、规范扩散和议题设置等。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014年版，第75页。由此可见，区域间主义是在区域间各类行为主体的关系互动新层次中引入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努力。霍华德·鲁文（Howard Loewen）和德克·纳博斯（Dirk Nabers）指出“区域间制度创建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个新的政策层次。”Howard Loewen and Dirk Nabers， “The Asia-Europe Meeting(ASEM)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Globalization，”in Jürgen Ruland and Gunter Schubert et aleds， “Asian-European Relations:Buliding Blocks for Global Governance?”London:Routledge，pp95-110赫特纳认为，区域间主义是推动新区域主义建构世界秩序的重要努力，是“区域主义理论化的最新进展”，是新区域主义理论化进程的一个缩影。Bjrn Hettne， “Beyond the‘New’Regionalism，”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0，No4，2005，pp543-571因此，区域间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化模式的实践在世界各地呈现出多样性，这是因为区域化的动力来自于区域内行为体的利益考量，并受到区域内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具有自身节奏和方式。因此，经典理论范式对于新区域主义存在一定的适用限度，针对特定区域的经验归纳性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而言，一直被主流学界认为具有松散、缓慢、脆弱和非正式的特征。实践经验表明，从1967年东盟成立，到1992年东盟六国倡导“自由贸易区”，到1999年东盟扩展为十国，到2003年东盟倡导“东盟共同体”，到2015年12月宣布成立“东盟共同体”，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始终没有停止，还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发挥出中心和引领作用，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二、安全区域主义
冷战后，区域安全的内涵出现了很大的拓展，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 Regionalism）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学术渊源与冷战后综合安全研究和区域主义研究密切相关。安全区域主义作为区域主义的实践之一，既超越了以往传统地区安全研究的局限，又吸纳了区域主义研究中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区域治理的分析框架，David ALake and Patric M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19体现出区域主义在安全领域的互动，是区域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对区域安全的建构和治理。
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一个特定区域的国家有责任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他定义了两大类型的区域主义：参与正规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区域经济组织和致力于控制冲突的宏观区域政治组织。Joseph SNye， “Peace in Parts: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s，”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1971赫特纳认为，安全区域主义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国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Bjrn Hettne， “Regionalism，Security and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Bjrn Hettne and Andrs Innotai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Basingstoke:Palgrave，2001，p13其中， “安全复合体”是一系列复合行为主体，根据权力结构、安全依存、敌友关系等复合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复合型互动，即“一组单元，它们的安全化和非安全化及其主要过程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其安全问题不能被孤立分析或解决”。Buzan，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p201而“安全共同体”则能够共享和平解决冲突的观点和认同，将一国安全与他国安全联系起来，将传统安全与经济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通过合作的方式和平解决冲突。其成员共享认同、价值观和意图，在多方面有直接联系和互动，展现出因接触产生的互惠性及保持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0-35从“安全复合体”发展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者分别提出了“梯级论”“阶段论”“非安全化”等理论。虽然其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但都认为安全共同体属于社会建构的“主体间”过程，规范、认同等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规范、认同等因素受到体系机构变化和区域内生动力（区域内部社会化和制度化）发展的影响，进而推动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
建构主义常被用来解读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塑造安全共同体的话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社会性建构、规范和物质力量：1安全共同体由社会性建构，属于国家间合作，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最终能够阻止参与者之间发生战争；2安全共同体的规范尤其重要，能够调节国家利益，发展集体认同；3新现实主义和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都认为国家利益由物质力量和国家关切决定（如权力和财富），而建构主义认为，尽管物质力量依然重要，但包括思想、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内的主体间因素在外交政策互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Alexandra Retno Wulan and Bantarto Bandoro， “ASEANs Quest for a Full-Fledged Community，”Jakarta:CSIS，2007，pp7-8通过关注规范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提出了若干一体化理论的原始见解，包括社会化对于创造集体利益和身份的影响；规范在社会化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间的和平行为构成了安全共同体的核心等。建构主义能够解释文化规范的作用和“自己人感受”的形成，这是安全共同体的重要特征。Reuben Martine， “Regionalism Agenda in Africa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Regionalism and the Taming of Globalisation，University of Warwick，UK，Oct15，2005，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csgr/events/conferences/2005_conferences/8_annual_conference/papers/（上网时间：2019年12月12日）
随着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区域安全需求的综合性与依存性大为增强。梅里·卡巴莱诺（Mely Caballero）认为，由于近年来全球化的影响，本质上被定义为非军事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快速扩张。与传统安全威胁不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完全解决的。相反，鉴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存在广泛的影响，需要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进行应对。Mely Caballero-Anthon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Regional Governance，and the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Singapore:RSIS，Working Paper No7，Sep2010a，p1他指出，这种非传统威胁可以突破外交壁垒，鼓励地区一体化。由于现有全球机制的诸多局限，区域一体化组织及其相关机制的作用对于维护区域的安全与和平稳定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合作安全的模式则成为冷战后区域安全建构和治理的主要模式。Elzbieta Stadtmuller， “The Regional Dimension of Security，”in Mary Farrell，Bj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Theory and Practice，”Pluto Press，2005，pp104-119转引自朱瀛泉等：《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安全区域主义和经济区域主义形成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支撑，体现出当今区域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东南亚是多样性程度很高的区域，各国与域外行为体的联系都非常紧密，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主义及安全区域主义。东南亚区域主义受到新旧两波区域主义的影响，充分体现出“一个地理区域从一个被动客体转化成为一个主动主体的过程”，其规范和原则是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区域自治和集体自主、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抵制军事协定及偏好双边防务合作。［加］阿米塔·阿查亚，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东南亚区域主义虽然涉及多个领域，仍以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项目为主。新旧区域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界限较为模糊，但其总体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焦点之一是区域国家依赖域外大国防范内部和外部威胁。其中，泰国和菲律宾与美国存在同盟关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英国存在安全合作关系，区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较为松散。东南亚区域早期合作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二战后新兴国家维护自身独立的时期。Roger Irvine，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SEAN:1967-1975，”in Alison Broinowski eds， “Understanding ASEAN，”London:Macmillan Press，1982，p81954年9月，英国、法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催生了以牵制亚洲共产主义势力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组织。20世纪60年代以后，独立的区域意识在东南亚地区显现，催生了次区域合作机制，即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创建的东南亚联盟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启动的马菲印联盟。东南亚联盟属于经济、政治、社会合作组织，马菲印联盟是区域安全组织，后来两者都并入东盟。
在旧区域主义浪潮盛行的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于域外大国的介入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对外部势力竞争做出统一回应，通过不干涉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减少冷战对于地区稳定的负面影响。1967年8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东盟在本质上具有浓厚的政治目的，希望形成一个预防冲突和战争的机制。这样一来，东南亚国家虽然无法阻止大国干预区域事务，但能够提高其在处理大国关系时的议价能力。印尼外长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指出：“东南亚是许多主要大国政治及物质利益交汇的地区，它们之间政策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以及它们对地区国家的支配性作用，必然会对政治现实产生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小国没有任何希望对大国的支配性方式产生任何影响，除非它们集体行动，直到它们有能力形成一个内部团结稳定和有共同目标的地区。因此，东盟内部的区域合作也是其成员国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它们试图在该地区新的大国平衡的稳定过程中进一步确定自身地位，实现自身理念和目标。”Adam Malik，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Jakarta:CSIS，1975，pp162-163新加坡前外长拉惹勒南（SRajaratnam）认为：“英国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撤出东南亚地区，其结果是终结了近2个世纪以来欧洲在该地区的决定性影响。20世纪70年代也看到美国撤出对东南亚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第一次开始自主决定自身事务。这必定需要填补大国遗留的真空，否则就会导致听命于外部力量填补权力真空的悲惨命运。我们自己能够而且应该填补这个真空，不必利用军事手段，而是在合作和集体努力下，通过增强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来填补这个真空。”第二次东盟部长会议声明，Jakarta，6 August 1968，转引自Thakur Phanit， “Regional Integration Attempts in Southeast Asia:A Study of ASEANs Problems and Progress，”PhDDissertation，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80，pp32-3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也指出，区域主义有利于东盟国家“在大国达成和解时会考虑到东盟国家的利益”。Sunday Times，Singapore，Mar18，1978
冷战结束后，两极体系的崩溃为所有国家平等地讨论安全问题铺平了道路。面对这种局面，东盟国家采取了与大国之间建立平衡的战略。Muthiah Alagappa， “Regional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Going Beyond ZOPFA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2，No4，1991，pp269-305“作为一个机构，东盟发挥了外交工具的作用，协调区域立场。”Leszek Buszynski， “ASEAN:A Changing Regional，”Asia Survey，Vol27，No7，1997，p765东盟与外部行为体开展的合作主要体现为三种形态：东盟与单独国家合作，即东盟与美国、中国、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建立的一系列战略伙伴关系；东盟与区域组织合作，如东盟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或东盟国家公民社会组织所主导的跨区域安排，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朱瀛泉等：《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在区域间合作框架下，各方不断就防务合作达成共识，逐步形成各种合作机制，推动东盟一体化建设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同时，新的形势推动东盟以独立行为体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主体作用，通过区域间制度化合作和大国平衡战略逐步将自身置于“关键节点”“推动者”甚至“领导者”的位置，逐步将域内外行为体纳入自身主导的框架机制里，发挥区域中心和引领作用。在东盟的官方文件里，这种作用被称为“东盟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表明东盟在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构建地区秩序架构等领域发挥出关键作用。
东南亚的早期区域合作推动了“亚洲方式”的产生，其本质包括亚洲区域自主、不干预主义、主权与文化平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泛亚洲精神及关注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防务等核心内容。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p61-68转引自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87—204页。东盟在亚洲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东盟方式”，继承了基于协商共识的不干涉、非武力、区域自主、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成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准则。Amitav Achary， “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ASEAN Way’to the‘Asia-Pacific Way’?”The Pacfic Review，January 1997，pp319-346东南亚区域主义，尤其是东盟方式，可被视为一种认同建构过程。“这种认同建构过程既依靠国家间关系的常规的‘现代的’原则，也依靠本地区盛行的社会化和决策过程中的传统的和特殊文化的模式。”［加］阿米塔·阿查亚，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东盟方式可被视作以高度协商一致为特征的决策过程，偏好非正式性，不喜欢制度化合作，采用协商一致的运作理念和实践方式。大部分学者认为， “协商”和“一致”来源于爪哇村落社会的“协商”（musyawarah）与“一致”（mufakat）的决策习俗。“协商”可被视作“集中进行非正式讨论和慎重讨论的前谈判阶段，这个阶段最终会达成共同体的普遍一致”。Kamarulzaman Askandar， “ASEA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The Formative Years of 1967-1976，”Pacific Review，Vol6，No2，1994，pp57-69“一致”不是“一致同意”， “不是每一个成员国总是感到满意”，但是， “只要他们的根本不被忽视，它们就愿意走下去”。Straits Times，Nov13，1994，p17由于“决策中的一致原则是一种确保成员国国家利益不能让步、不能做任何违背它们意愿的事情的安全机制”，Straits Times，Nov13，1994，p17所以“协商一致”的有效性有限，更适合避免冲突而非解决冲突。
在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框架下，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产生于应对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的现实需要。外部威胁来源于全球和区域间等外部层次，包括由全球化引发的安全问题和来自外部大国的威胁，如美国的亚太政策、南海争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等；内部威胁来源于区域内和国家等内部层次，如海洋资源争端、领土领海边界争端、军备竞赛、分离主义、海盗袭击等。尤其是随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快速扩张，东盟领导人更新了安全挑战的内涵，将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议程。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完全解决的，往往需要区域治理与多边合作。“这种加强合作的趋势导致合作授权范围从经济合作扩大到安全合作”，Mely Caballero-Anthon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Regional Governance，and the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Singapore:RSIS，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Policy Series，Working Paper No7，2010a，p4促使东盟采用区域治理与多边合作的方式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由此可见，多层次、多领域的安全需要促使东南亚区域的安全依存程度日益增强，合作安全成为应对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构成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重要内容。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主张合作安全的理念，试图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与国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总体呈现出内部驱动、多层次发展、从弱到强、从传统安全到综合安全的发展进程，是在东南亚区域主义主导下，相关国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进行综合安全互动的结果。因此，东盟作为放弃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区域内冲突的区域集团，Mely Caballero-Anthon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Regional Governance，and the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Singapore:RSIS，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Policy Series，Working Paper No7，2010a，p4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尽管出台了若干制度性安排，但东盟防务外交的目标是合作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温和的非正式做法。
从本质上看，合作安全属于东南亚“综合安全”与欧盟“集体安全”的融合，是新兴的跨国规范与现存的区域规范的趋同。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 Norms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1，2004，pp239-274“综合安全”观源于印尼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国家抗御力”（national resilience）及由此产生的“区域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指出：“对内而言，国家抗御力是指在面对国家社会变迁导致的各种脆弱性时有能力保持自身认同；对外而言，国家抗御力是有能力面对无论何种形式的所有外部威胁。因此，国家抗御力涵盖一个国家所有领域的强化，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领域。”Yayasan Proklamasi CSIS，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Jakarta:CSIS，1974，p8更进一步， “如果每一个成员国都发展出自身国家抗御力，一个区域的抗御力就可能逐渐产生。这样，所有成员国都有能力集体解决他们的共同问题，并一起为他们的未来和福祉负责。”Dewi Fortuna Anwar， “National versus Regional Resilience?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s，”in Derek da Cunha eds，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Singapore:ISAS，2000，pp82-83这种概念获得其他东盟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并在不断演进中促进了东盟综合安全观的形成。欧盟“集体安全”是指成员国通过有组织的制度化方式结合在一起，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打击威胁其任何成员国安全的行为，其指向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东南亚引进集体安全观后，希望建构一种解决安全问题的对话框架。1992年第4次东盟首脑会结合实际情况，授权东盟在东南亚内部和亚太层面上处理安全问题，组织区域安全对话，建构合作安全。ASEAN Basic Documents， “Singapore Declaration of the Fourth ASEAN Summit，”Jan27，1992，http://wwwaseansecorg/1396htm（上网时间：2020年9月12日）总之，东盟合作安全与“亚洲方式”和“东盟方式”一脉相承，以东盟规则为基础，结合“综合安全”与“集体安全”，不仅将东盟范围主动扩大到印支国家，还通过一定的制度化方式，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展开广泛的安全合作。东盟合作安全倾向于协商、透明、预防、保证和互相依存，被称为冷战后“最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克雷格·A斯奈德：《区域安全结构》，载克雷格·A斯奈德等编，徐纬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6页。
第二节东盟防务外交的演变脉络
东盟防务外交的演变与国际格局和安全威胁的变化密切相关。从国际层面看，东盟面临着国际秩序大振荡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的压力；从区域层面看，东盟面临着在域外大国间进行战略平衡来谋求自身安全发展的压力，以及成员国间难以解决的安全问题，如领土主权和自然资源争端等；从国内层面看，一些成员国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经济衰退、贪污腐败、军事政变等安全威胁。东南亚国家最初通过与域外国家开展一系列双边和小多边防务合作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逐步发展出解决共同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具备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能力。随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压力日趋多元，东盟开始独立调动自身机制应对挑战，主导开展更为系统和有效的各级防务合作。通过防务合作，东盟能够促进相互信任，增强自身凝聚力。因此，东盟防务外交的目标是在东盟引领下就应对内外安全挑战达成共识，反映出东盟认识到地区安全问题需要通过集体努力加以解决的态度。Rizal Sukma， “The 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APSC):Opportunities for the R2P in South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Vol25，No1，2012，pp136-139在本研究中，东盟成立前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的各类集体防务机制被视作东盟防务外交的前身，所以东盟防务外交的演变大致分为初创期（1954—1991年）、发展期（1992—2002年）和加强期（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从长远看，东盟将继续培养面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共同立场，并在维护东盟中心性的基础上开展防务外交，切实推进东盟一体化建设。
一、初创期（1954—1991年）
除泰国外，东南亚国家都是在二战后才获得独立。这些国家与前宗主国的关系及获得独立的方式、进程和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防务政策的走向。其中，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基本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采取亲西方或中立立场，主张外交附依；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获得独立，倾向于反西方和反殖立场，主张外交独立。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南亚地区分别扶持代理人，争取中立国家，造成地区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安全形势长期动荡。
（一）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首先出现在东南亚地区的集体防务组织是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1954年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后于1955年2月成立的政治军事组织，是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的首个安全合作机构，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所建构的集体防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Paul EEckel， “SEATO:An Ailing Alliance，”World Affairs，Vol134，No2，1971，pp98-100总体而言， “成立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是为了遏制波罗的海的共产主义帝国，而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则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Louis J，Halle， “The Cold War as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7，p338“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一个翻版，为华盛顿介入东南亚事务提供了法理依据”，［美］孔润华、沃伦·科恩主编，周桂银等译：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其战略意图是与北约、中约（中部条约组织，CENTO）和澳新美条约（ANZUS）联结成为反共联盟之弧。John Stirling， “ASEAN:The Anti-Domino Factor，”Asian Affairs，Vol7，No5，1980，p274
东南亚条约组织设想涵盖“东南亚的一般地区，包括亚洲各方的全部领土，以及西南太平洋的一般地区，不包括北纬21度30分以北的太平洋地区”，“The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ce Treaty，”Jul11，2021，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1954A00077/ced05584-8d8b-469d-bfca-d1e8b01a 5581（上网时间：2019年3月12日）涵盖所有东南亚国家。然而，该联盟由西方国家倡议，与1949年亚洲会议提出的“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精神背道而驰，除菲律宾和泰国外，其他国家拒绝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规定，一旦成员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应采取共同防御措施。该组织的三项工作原则为：1为该地区提供军事或防御盾牌；2防止和打击颠覆活动；3协助亚洲伙伴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然而，由于大部分成员国对于军事事务热情不高，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和防务合作项目有名无实，仅限于有限的联合军演。有学者评价“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基本职能是一个反共情报交换站。东南亚条约组织自始至终与其说是一个实体，还不如说是装点门面。”［美］约翰·F卡迪，姚楠等译：《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5年9月宣布解散。虽然只有菲律宾与泰国参加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无法代表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取向，但外部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引发了东南亚领导人进行本土性、自发性区域防务合作的尝试。
（二）东南亚联盟（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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