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的英文本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由耶鲁大学1963年初版，中译本所据1986年第四版是该书最大的一次修订，已经是一部全新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由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单线说转变为区系类型的多元理解。
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及分析到中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再到中国文明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基础，以及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文明的详细阐释，作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起一个视野宏阔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分析框架，并着意描述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其朝着充分复杂化和等级化的社会发展的脉络，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文化相互作用演进的动态的全息图景。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这本书已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先后出了四版，四版的年代是1963、1968、1977和1986年，这本中译本是根据1986年第四版翻译的。近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很快，新的材料层出不穷，一本根据当年的材料所作的对中国考古的综合研究，过不了几年便被新材料赶了过去，便需要作大幅度的修改。所以这四个版本实际上可以说是四本不同的书。第四版是1985年底完成的，到今天又快十年了。这十年来又出了许多新发现，按说又该写第五版了。但是我目前没有写第五版的计划。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十年来考古期刊在地方上不断出新，我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将全国考古出版材料收齐。另一方面也由于第四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构架在今天看来还没有作基本上修改的必要。把第四版作基础，再把十年来出土的新材料择其重要的在适当的位置上插入，这本书还可以使用一段时期。在这篇序里面，我便想试试看将一些新材料稍作介绍，看能不能将这本中译本所代表的时代向前推进一些。
说到这本书的中译本，这本书为什么一直是用英文写的，为什么到今天才有中文版，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些特征。从1949年到80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与国外考古界几乎没有接触，西方考古界在这几十年中在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重要的发明与发展，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可说是非常微小的。这些年中新发现的资料越来越多，可是对它们的研究和解释的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阶段，以用年代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和古史分期（基于马恩的唯物史观)作框架来排比材料为主要的作业目标。在1962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书，综合建国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这种方法作出来的文章和报告，在史前史和古史的发展变迁的程序和动力上，很少有新颖的见解，但在材料的提供上，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这三十多年中的考古期刊与报告，提供了大量的客观史料，这是中国考古界在政治挂帅的困境之下所作的积极贡献。
60年代的初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毕业，写了一篇叫做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 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60)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所采取的基本方法论是5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所谓聚落形态的研究法(the settlement patterns approach)，这种研究法把考古遗址当做聚落看，将聚落当做社群看。用这种方法来整理考古资料，主要的目的是将“物”在概念上转化成“人”。所以考古学的“资料”就转化成人类学的“现象”。以人类学的现象作研究的基本材料，我们便可以直接地分析文化差异与变迁的程序和因果关系。我在这篇论文里，便除了将考古材料分类排比以外，同时讨论了文化差异变迁的程序与因果关系。次年我便采用了论文的结论作为基本的框架将到1961年前后所有的中国考古资料作了一番整理，在1963年出版了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的第一版。这本书既是用西方的观点整理中国资料的一种尝试，它便成为全世界各区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环节，所以它也就一向是全世界各区域考古学的基本参考书之一，也便是它一直用英文写作的原因。从第一版到第四版，这本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不断陆续出土的新资料，迫使我们随时检讨我们的解释理论，随时迫使我们将它修改、完善。例如第一版的解释框架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中原核心说。可是到了第四版，由于中原以外区域资料的大幅增加和这些区域很多文化被碳素十四定年特早，我们很自然地改用了区域多元性的新诠释。
就在80年代的初期，由于一连串内外的因素，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产生重要程度不一的各种变化。1981年的《文物》第5期发表的苏秉琦和殷玮璋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开始使中国考古学摆脱中原核心的窠臼，使区域考古和由之而来的许多文化演进交流等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以后八九十年代中一连串的考古理论书籍、论文的出版和翻译，如张忠培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载《文物与考古论集》1986），俞伟超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俞伟超和张爱冰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6)，北大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举办的“走向二十一世纪一考古学的学习、思考与探索”座谈会（发言摘要载《文物天地》1988，3），南京博物院出版的《东南文化》中刊载的许多理论性的论文（如1992年第2期中的《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一张忠培先生访谈录》和李科威的《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院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1991)，蒋祖棣、刘英译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的《时间与传统》(1991)，以及拙著《考古学专题六讲》(1986)等，90年代的中国考古工作者可以说是在考古理论和方法论上感觉十分饥渴的，因而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之下对于资料排比式的中国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自然有不足之感。因为最近几年我出了几本中文书（除了上述的《六讲》以外，还有《中国青铜时代》一、二集，国内的读者对我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所以对这本有长期历史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便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我相信这本书的中译本所以在今天问世，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的。这本书包括的范围很广，处理的问题非常复杂，里面一定有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我希望国内的读者不吝指正。
上面已经说过，本书的第四版出版于1986年，它所使用的考古材料的出版年代到1985年底为止。自1986年到今天(1993年)，考古出版品中又积累了七八年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照我的意见还没有影响到全书的结构，但在很多点和面上使我们对个别文化的了解，要丰富了许多。下面依原书的章目为序，将比较重要的新材料略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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