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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者王尧长篇小说处女作震撼问世
多位作家、评论家一致推荐：莫言亲笔题写书名，苏童、麦家、程永新、王春林、程德培盛赞，阎连科万字长文荐读。王春林：《民谣》像金宇澄《繁花》一样，是典型南方写作的范本案例。程永新：到《民谣》，王尧已获得一个真正有汉语之子的地位。张学昕：《民谣》属于静默于壶中的乌托邦，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被煮沸的乌托邦。
2020年甫一发表，旋即入选多种年度榜单：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2020 年度长篇小说。
评论界空前热议，主流刊物《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推出评论专辑。
2.王尧是谁？二十年磨一剑，他从长江学者到汉语之子，引起文学圈惊叹
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长篇小说心怀敬意的学者王尧，一直在寻找自己经营的理想方式。二十年磨一剑，2020年，王尧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引起文学圈震撼。我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成为小说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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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革命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与革命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抵挡时代宏阔酷烈之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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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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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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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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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杂篇
外篇
后记
前言后记
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
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过两年写几段，再停下来，停顿的时间长了，我甚至忘记已经动笔的所谓小说。它成了我陌生的亲人。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亲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如果这句话是一块铁，那也锈迹斑斑了。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戴着口罩在住所附近漫步的那些天，我常常黄昏时分走到一座小码头，站在那里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后记
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
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过两年写几段，再停下来，停顿的时间长了，我甚至忘记已经动笔的所谓小说。它成了我陌生的亲人。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亲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如果这句话是一块铁，那也锈迹斑斑了。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戴着口罩在住所附近漫步的那些天，我常常黄昏时分走到一座小码头，站在那里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
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东西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早就开了头的小说。我能够复活它吗？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鱼儿在水中飞翔的那个瞬间，我似乎回到了庄前的那座码头。我把那条河称为未名河，未名河的北岸，有一个少年在徘徊。
我无法想象我会在一座城市固守几个月，就像我在那座村庄周而复始。去年底在南方一座城市参会，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青少年时期，我最亲近的乐器就是二胡，我最早听到的最好的音乐几乎都是二胡拉出来的。许多人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一拨行人走过后，我看到地上坐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不是盲人，他的气息让我觉得他是我乡亲中的一位。我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她还说她那时扎着一根长辫子。在摇篮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曲子终了，这个男人起身，和我反向而行。我过了十字路口再回头时，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我从码头返回空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也许，我的这部所谓小说应该叫《民谣》。
终于安静地坐下来，我在电脑上搜索断篇残章。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一些片段中，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但这个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没有鲜明的乡愁，没有乡村与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没有追溯自己成长过程的欲望。
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我个人只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在我笔下的那座村庄，革命与现代化都是绵延不断的存在。是乌托邦，也不是；是异托邦，也不是。世俗生活在这样的是与不是中被切割，我的所有乡亲都在明白与糊涂中度过或即将度过他们的一生。如果我把这个村庄的故事和我们宏大的历史相关联，也可以勉强地说它有整体性。但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文本中，他们都是碎片化的存在。
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我都有可能把它戏剧化，但我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写作。我想做的是，尽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和它的整体性。这样一种安排情节和细节的方式，无疑给阅读带来了难处。我在当下的生活中，仍然感受到我追问的历史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因此这些追问明显地传递了我当下的某种思想状态。
小说中的少年不是我，这部小说不是我的自叙传。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来他在成长中影响了我。我读自己的初稿时，最初的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经不知道是他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也许我从来没有完全辨识过自己，这已经不是老生常谈的哲学问题。这二十年我是在和他断断续续的对话中返回或离开那座村庄的。历史的复杂性延续在他这样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中。我曾经设想，这个少年离开这个村庄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很多答案，这些答案都让我感慨万千。但我知道，他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和他们不同。他曾经坐在码头看船儿向东向西，曾经躺在田埂上看鸟儿自由飞翔。他比他们多了理想，也多了生存的能力。所以，我有意在小说的卷四和前三卷之间留下了一丝缝隙。我要留下年轻一代即使不能远飞但心存飞翔的空间。
小说是世界之一种。我们在阅读、训练和写作中认识了小说，并选择了自己写作小说的方式。尽管关于什么是好小说也许有许多共识，但我们无法用一种小说定义另一种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小说之外才有另一种小说和出现另一种小说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所谓创造性就是在小说定义和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我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于是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我固执地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评家或学者写作小说，如果他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
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我曾经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也较长时间写作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语言。除了文学的渊源外，写作者个人的心理、气质和趣味影响了语言。这是大而化之的话。在苦思冥想写了小说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之后，我找到了小说的调性。我的叙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确定了小说的词与物、人关系以及语言的节奏；神经衰弱的我也让语言在诗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在完成《民谣》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隐喻是语言行为的结果。小说结构的问题一直困扰我，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式是否推进了小说文体的创新，但它们都内在于小说的大结构之中。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用不无偏颇的话说，这么多年来作为一种职业，我一直在认识小说，认识小说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写作者最大的困境之一是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缺少宏大的结构力。我写过一些小说评论，但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抵达过小说的深处。我没有想过我会转身对自己的写作说三道四，这里说的话应该不是《民谣》的副歌。我和我熟悉的小说家一样，创作谈的境界常常高于创作本身，但他们已经写出了高境界的小说。我意识到了种种，但笔力不逮之处俯拾皆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创作谈其实不是对自己文本的补充性阐释，只是在完成文本后发现了黑洞，想用微弱的光去照亮它；或者，在我是意识到了文本的问题，试图用一些文本之外的议论表达自己虽然没有写好但还有几句高明的话。我无法说《民谣》如何，但它的异质性是确定无疑的。
《民谣》的写作可以说是敞开的。记得参与华语传媒大奖评审的那几年，我和永新兄经常通宵达旦讨论小说，是离开既有理论和规范的那种讨论。永新兄关于小说的理解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理解小说是需要想象力的。在和永新兄的多次畅谈中，我在他身上理解了什么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在今年闭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时有些迟疑和犹豫。我常常把写好的章节、片段发小说家阎连科、批评家张学昕和我的同事季进、陈小民等，连科和学昕经常和我在电话中说出他们的具体意见。尽管我知道他们的评点我不会全盘接受，但我在意他们的看法。走走和朱婧熠首先读到了完成稿，她们的肯定才让我鼓着勇气弱弱地告诉永新兄和钟红明副主编我写了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讨论会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莫言兄欣然为《民谣》题字，本书因此光泽许多。我向他们，也向所有关心我写作的朋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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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
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过两年写几段，再停下来，停顿的时间长了，我甚至忘记已经动笔的所谓小说。它成了我陌生的亲人。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亲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如果这句话是一块铁，那也锈迹斑斑了。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戴着口罩在住所附近漫步的那些天，我常常黄昏时分走到一座小码头，站在那里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
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东西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早就开了头的小说。我能够复活它吗？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鱼儿在水中飞翔的那个瞬间，我似乎回到了庄前的那座码头。我把那条河称为未名河，未名河的北岸，有一个少年在徘徊。
我无法想象我会在一座城市固守几个月，就像我在那座村庄周而复始。去年底在南方一座城市参会，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青少年时期，我最亲近的乐器就是二胡，我最早听到的最好的音乐几乎都是二胡拉出来的。许多人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一拨行人走过后，我看到地上坐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不是盲人，他的气息让我觉得他是我乡亲中的一位。我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她还说她那时扎着一根长辫子。在摇篮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曲子终了，这个男人起身，和我反向而行。我过了十字路口再回头时，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我从码头返回空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也许，我的这部所谓小说应该叫《民谣》。
终于安静地坐下来，我在电脑上搜索断篇残章。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一些片段中，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但这个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没有鲜明的乡愁，没有乡村与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没有追溯自己成长过程的欲望。
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我个人只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在我笔下的那座村庄，革命与现代化都是绵延不断的存在。是乌托邦，也不是；是异托邦，也不是。世俗生活在这样的是与不是中被切割，我的所有乡亲都在明白与糊涂中度过或即将度过他们的一生。如果我把这个村庄的故事和我们宏大的历史相关联，也可以勉强地说它有整体性。但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文本中，他们都是碎片化的存在。
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我都有可能把它戏剧化，但我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写作。我想做的是，尽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和它的整体性。这样一种安排情节和细节的方式，无疑给阅读带来了难处。我在当下的生活中，仍然感受到我追问的历史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因此这些追问明显地传递了我当下的某种思想状态。
小说中的少年不是我，这部小说不是我的自叙传。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来他在成长中影响了我。我读自己的初稿时，最初的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经不知道是他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也许我从来没有完全辨识过自己，这已经不是老生常谈的哲学问题。这二十年我是在和他断断续续的对话中返回或离开那座村庄的。历史的复杂性延续在他这样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中。我曾经设想，这个少年离开这个村庄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很多答案，这些答案都让我感慨万千。但我知道，他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和他们不同。他曾经坐在码头看船儿向东向西，曾经躺在田埂上看鸟儿自由飞翔。他比他们多了理想，也多了生存的能力。所以，我有意在小说的卷四和前三卷之间留下了一丝缝隙。我要留下年轻一代即使不能远飞但心存飞翔的空间。
小说是世界之一种。我们在阅读、训练和写作中认识了小说，并选择了自己写作小说的方式。尽管关于什么是好小说也许有许多共识，但我们无法用一种小说定义另一种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小说之外才有另一种小说和出现另一种小说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所谓创造性就是在小说定义和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我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于是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我固执地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评家或学者写作小说，如果他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
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我曾经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也较长时间写作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语言。除了文学的渊源外，写作者个人的心理、气质和趣味影响了语言。这是大而化之的话。在苦思冥想写了小说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之后，我找到了小说的调性。我的叙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确定了小说的词与物、人关系以及语言的节奏；神经衰弱的我也让语言在诗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在完成《民谣》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隐喻是语言行为的结果。小说结构的问题一直困扰我，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式是否推进了小说文体的创新，但它们都内在于小说的大结构之中。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用不无偏颇的话说，这么多年来作为一种职业，我一直在认识小说，认识小说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写作者最大的困境之一是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缺少宏大的结构力。我写过一些小说评论，但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抵达过小说的深处。我没有想过我会转身对自己的写作说三道四，这里说的话应该不是《民谣》的副歌。我和我熟悉的小说家一样，创作谈的境界常常高于创作本身，但他们已经写出了高境界的小说。我意识到了种种，但笔力不逮之处俯拾皆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创作谈其实不是对自己文本的补充性阐释，只是在完成文本后发现了黑洞，想用微弱的光去照亮它；或者，在我是意识到了文本的问题，试图用一些文本之外的议论表达自己虽然没有写好但还有几句高明的话。我无法说《民谣》如何，但它的异质性是确定无疑的。
《民谣》的写作可以说是敞开的。记得参与华语传媒大奖评审的那几年，我和永新兄经常通宵达旦讨论小说，是离开既有理论和规范的那种讨论。永新兄关于小说的理解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理解小说是需要想象力的。在和永新兄的多次畅谈中，我在他身上理解了什么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在今年闭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时有些迟疑和犹豫。我常常把写好的章节、片段发小说家阎连科、批评家张学昕和我的同事季进、陈小民等，连科和学昕经常和我在电话中说出他们的具体意见。尽管我知道他们的评点我不会全盘接受，但我在意他们的看法。走走和朱婧熠首先读到了完成稿，她们的肯定才让我鼓着勇气弱弱地告诉永新兄和钟红明副主编我写了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讨论会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莫言兄欣然为《民谣》题字，本书因此光泽许多。我向他们，也向所有关心我写作的朋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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