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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2019年英国国家学术院纳伊夫鲁赞跨文化理解奖
★ 2020年沃尔夫森历史奖入围作品
★ 一部跨越数世纪的宏大且权威的西非历史
★ 重塑西非诸王国的世界及其与西方的关系
★ 著名历史作家、《穿越非洲两百年》《汴京之围》作者郭建龙倾心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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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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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似乎一直处于世界的偏僻角落，不借助西方之手，就无法走出部落制与原始的阴影。然而，当托比格林踏上西非这片土地，翻开落满灰尘的档案材料时，他发现真相并非如此。格林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为我们重塑了西非诸王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王国的存在建立于战争、税收、贸易、宗教信仰、权力的展示以及艺术品的创造之上。这是一部跨越数世纪的宏大且权威的西非历史，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对西非社会进行了全方位剖析，尤其关注奴隶贸易时期西非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该地区及其人民重新写进了他们也身处其中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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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托比格林（Toby Green），英国历史学家、伦敦国王学院葡语非洲历史和文化高级讲师，现担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非洲历史资料委员会主席，撰写了大量有关非洲早期现代历史和殖民时代非洲奴隶制的作品。
译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已出版《穿越非洲两百年》《汴京之围》，以及帝国密码三部曲亚洲三部曲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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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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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拼写和名称的说明
术语表
导语
第一部 缘起
西非和中西非的经济差异
第一部 大事年表
第一章三份黄金：萨赫勒地区伟大帝国的起落
第二章 穿越稀树草原区的堤道：从塞内冈比亚到塞拉利昂
第三章 现成的黄金：黄金海岸与黄金贸易
第四章 布匹之河、青铜面具：贝宁湾和比夫拉
第五章 刚果王国：从王权到叛乱
第一部 尾声
第二部 结果
政治、信仰和底层革命
第二部 大事年表
第二部 序言
第六章穿着价值三个奴隶的靴子：奴隶制与18世纪的价值
第七章 涉足战争：西非政治中的财政军事国家
第八章 饲养权力：新社会、新世界观
第九章 超越国界的非洲、斗争以及现代性的诞生
第十章 武士贵族与来自底层的反抗
第十一章 让他们痛饮朗姆酒！伊斯兰教、革命和贵族制
结语
参考文献
插图列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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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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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7月28日，刚果国王加西亚二世坐在宫廷里给他的同行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写了一封信。他的宫廷极其奢华，充斥着佛兰德产的挂毯和地毯、印度织的布料、镶嵌着美洲白银的餐具和宗教饰物，还有来自加勒比的珍珠，这些珍珠由非洲黑奴潜水员采集，随后由威尼斯商人卖到非洲。除了这些代表崇高身份的外国货之外，宫廷里还有不少刚果本地产的布料，上面带着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国王和他的主要顾问都戴着成串的珊瑚珠以及刚果式样的红色饰带。秘书坐在国王身边，记录下他的信，最后国王动作夸张地签上他的名字：他写信给葡萄牙国王，是把他当作大博弈之中一个平等的对手，而参与这场博弈的还有大西洋非洲的各个王国，比如阿拉达（Allada）、贝宁、登基拉（Denkyira）和刚果，也包括中国和崛起的欧洲列强这样的外来势力。
在将近400年之后，要想获得对这个业已消逝的世界的视觉认知，最好的材料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巴西。从1630到1654年，巴西有一半的省份被荷兰人占据。刚果作为荷兰的同盟，与荷占巴西首都奥林达［Olinda，在累西腓（Recife）旁边］保持着外交关系。不仅如此，刚果还和荷兰欧洲本部（当时被称为联合省）的阿姆斯特丹以及梵蒂冈的枢机主教们都有着外交关系，就像它在16世纪就已经和葡萄牙建立了关系一样。1643年，当堂米格尔德卡斯特罗（Dom Miguel de Castro）作为大使从刚果到达奥林达，向荷兰总督拿骚（Nassau）的约翰毛里茨（Johan Maurits）述职时，一位荷兰画家创作了两幅杰出的肖像画。画家描绘了刚果贵族阶层（被称为穆维希刚果）年轻人的穿戴，他们穿着制服，装饰着白色领子，系着金纽扣，拿着象牙和精美的篮子。
如果说在画像上他们看上去像是从欧洲宫廷里走出来的，那是因为画家刻意地这么画。几乎在同一时期，阿尔贝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out）也画了一些素描，描绘了刚果大使及其随从的生活，这些素描更接近于他们的真实状态。堂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侪佩戴着弓箭，以及代表官方的红色饰带，还戴着象征刚果宫廷权力的编织而成的官员桂冠［被称为姆普（mpu）］。看到外来者在不同的观众面前扮演着不同的形象，非洲的统治者们也学会了展现权力的多面性。最终，这种微妙多元的权力表演将成为这个大陆上的政治生活的一个明确特征。
但是，仅仅几年以后的1649年，当加西亚二世坐下来给葡萄牙若昂四世写信时，那种慷慨的外交与交流的风气却早已转变。这时，这两个国王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的王国可以存续的时间还不清楚，其中刚果的情况更加糟糕。虽然葡萄牙针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1640~1668）还有19年要打，但他们在与主要帝国竞争者荷兰人的斗争中却取得了一些成就。前一年，他们已经从奴隶贸易港口安哥拉的罗安达（Luanda）赶走了荷兰人，同时还占领了安哥拉南部城镇本格拉（Benguela）；五年后，即1654年，他们还会在巴西战胜荷兰人。历史恰好处于这样的关口，此时葡萄牙人将要巩固它在南大西洋的殖民帝国，同时这也是旧刚果王国衰落的起点。
加西亚二世决定战斗，他不会向一个他从来没有会过面、距离非洲大西洋海岸数千英里之外的国王屈服。尽管我们离荷兰更近，他向若昂四世写道，但天主教的葡萄牙在数月内对我们的破坏已经超越了荷兰七年来对我们的破坏。事实上，他已经在与荷兰谈判，谋求让葡萄牙垮台。葡萄牙舰队在萨尔瓦多科雷亚德萨（Salvador Correia de S）的率领下首先在罗安达击败了荷兰人，接着他的由葡萄牙裔巴西人（LusoBrazilian）和图比南巴印第安人（Tupinamb）组成的乌合之众式的部队杀死了加西亚二世的数千臣民，又抓走了许多人，将之卖作了奴隶。虽然对葡萄牙人的暴力和轻蔑感到很愤怒，但加西亚还是以橄榄枝作为信件的结尾。虽然发生了这一切，他写道，但按照至高无上的主的意志，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刚果-葡萄牙关系却表明，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可能维持和平。自从荷兰在16世纪90年代出现，并试图用布匹、象牙交易取代奴隶贸易以来，刚果就和它有着时断时续的结盟。到1610年，刚果就向阿姆斯特丹派去了外交人员。作为对比，与葡萄牙发生第一次接触已经过去了125年，刚果人却早已经受够了葡萄牙人的作为。许多年来，葡萄牙商人一直在破坏刚果的货币系统。刚果采用了一种叫作恩吉姆布（nzimbu）的货币，这是一种产自罗安达海外岛屿上的小海贝。葡萄牙人却从巴西带来了成船的海贝，将它们用作货币来交换奴隶。与此同时，葡萄牙在罗安达建立了殖民定居点（1575年），将之用作掠夺黑人奴隶的跳板。这些黑人居住在登博斯（Dembos）和马坦巴（Matamba）的山区，一直被刚果国王当作他的臣民。
1641年，当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罗安达时，刚果人强烈地反对奴隶贸易。加西亚二世在1641年2月23日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说：没有什么比野心对人类的破坏更大，罗安达城充斥着野心，正因如此，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在其他任何地方，人们追求的是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可以用作钱的东西，但在这里，贸易和金钱却指的是奴隶，他们不是用黄金或布匹做的，他们是生灵。国王用最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将人类变成商品的恐怖，而葡萄牙人带来的巨量贝币却更是刺激了这种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刚果人就是全然无辜的。事实上，16世纪的刚果国王很乐意买卖奴隶，只要他们不是刚果人就行。在刚果河畔一个叫作马莱博湖（Malebo Pool，在现代城市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之间）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奴隶市场专门交易外来人口。这些外来奴隶的出口贸易由那些森林地区与刚果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控制，比如卢安果（Loango）、卡刚果（Cacongo）、刚果和恩东果（Ndongo），从地域上看，包括了从现代刚果河北岸到安哥拉北部之间的广大区域。但是，加西亚二世以一种强作的天真在给耶稣会的信中写道：我们以及我们祖先的耻辱在于，由于缺乏世界眼光，我们允许这种贸易与王国内众多的邪恶一起成长。这种贸易本身是可耻的，但对加西亚而言更糟糕的是刚果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尊严，所以，尤其是，他们竟然宣称我们从来不是安哥拉和马坦巴的国王。
对加西亚以及大西洋两岸的人而言，奴隶贸易都是与荣誉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在16世纪美洲的新西班牙殖民地，一个殖民者的社会地位是由他的奴隶扈从队伍的长度决定的，他的威望随着帮助他清理道路的奴隶数量的多少而涨跌。但是，如同加西亚二世所提到的，刚果人头脑中始终这么认为：奴隶贸易的兴起损害了刚果的尊严，葡萄牙商人无情地攫取奴隶更导致了17世纪末刚果社会解体成许多互相交战的小型邦国。
此外，虽然在1500年前大西洋非洲的许多不同社会中奴隶和附庸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活习惯却发生了变化。在刚果，甚至最高阶层的家庭也开始担心沦为奴隶。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战争俘虏、罪犯和债务人经常成为掌权家族的附庸。这些附庸经常与局外人的身份相关联，他们与附庸的家族没有亲缘关系，或者联系非常脆弱（如战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附庸可以与内部人结婚组成家庭，他们的孩子已经与附庸家族有了亲缘关系，从而可以进入社会。在这个阶段，很少有人会想到要在这种附庸关系中加入金钱因素，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拥有权力将一个活人卖给大西洋上的奴隶贩子。但这种恐惧却在快速增长，奴隶贩子们正想方设法借助经济和政治的旋风来达成对人口的买卖，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要怎么控制这种新的局面。
加西亚二世的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表明刚果精英阶层的成员正在理解他们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这些信还表明，在刚果，就像在16、17和18世纪西非和中西非的其他地区一样，全球化是一个根本性的破坏因素。虽然这段时期内贸易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对于全球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好处，随后投资的增长又触发了工业革命，但是，在非洲的这一部分，却是另外一种图景。各种贸易在这个区域内的确迅速增长，不仅是奴隶贸易，还有珠宝、家具等贵重商品贸易，布匹一部分在本地加工，另一部分来自欧洲和印度（后者往往通过巴西转口）。许多别的商品，如烟草，也来自巴西，西非还为航海提供补给品，贸易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货币。但是，随着贸易而来的是不断增长的政治不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该地区的整体性贫困加剧。到了18世纪，许多西非国家，比如阿散蒂和达荷美，可以暂时扭转出口人口和贵重物品，进口廉价加工品这种图景，他们开始持有甚至进口黄金。塞内冈比亚的其他一些地区也进口了大量的白银。但非洲地区长期的图景却是出口而不是进口硬通货，它通过原材料和制成品交易完成的资本积累很少。在世界其他地区，资本积累越来越密集，但西非和中西非，到19世纪早期，在获取进行金融投资和维持经济增长的资本上却仍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一个与主流经济学相背离的发现。非常奇怪，虽然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全球贸易的增长并不能将财富平均分配于各个地区，但21世纪的传统经济学家却认为，贸易增长在市场的作用下必然导致繁荣，而财富最终也会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形成普遍的受益。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非洲展现出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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