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意義上的疾病史研究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1864年,德國醫學家和醫史學家赫爾希(A. Hirsch, 1817-1894)出版了兩卷本的《地理和歷史病理學手冊》(Handbuch der historisch-geographischen Pathologie)。作者按時間和地域詳細地論述了各種疾病的歷史和地理學分布。1886年,該書被譯成英語,成為疾病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二十世紀以後,疾病史研究日趨繁榮,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秦瑟(H. Zinsser)的《耗子、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 1935),卡特萊特(F. Cartwright)的《疾病與歷史》(Disease and History, 1972)以及麥基翁(T. McKeown)的《人類疾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uman Disease, 1988)等。當代西方疾病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基普勒(K. Kiple)主編的《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該書考察了東西方的醫學源流中不同的疾病觀念,現代醫學發展下疾病觀念的變化,世界不同地區疾病的分布和主要特點以及疾病地理學,詳細論述了從天花、鼠疫,到埃博拉病、愛滋病等一百五十八種人類的主要疾病,以及有關這些疾病發生、認識的歷史。
疾病自然史是歷來醫學家和醫史學家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涉及到疾病的原因、進程及其與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如阿克萊特(E. Ackerknecht)的《最重要疾病的歷史與地理學》(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1965)和伯內特(M. Burnet)的《感染性疾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1962)等。
疾病觀念史主要探討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對疾病認識的演化歷程。特姆金(O. Temkin)的《癲癇》(The Falling Sickness)不僅討論了癲癇病的流行病學和臨床診斷治療的歷史,而且梳理了有關癲癇病觀念的演變,通過癲癇去解釋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健康和疾病的概念。科勒曼(W. Coleman)在《北方的黃熱病》中,通過研究十九世紀的三次黃熱病流行,探討了當時關於傳染與非傳染的概念、流行病思想的變化以及這些概念如何用於解釋疾病的。梅傑(R. Major)的《疾病的經典描述》(Classic Descriptions of Disease)考察了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人類對傳染病、代謝病、鉛中毒、循環系統病、血液病、腎臟病、呼吸系統病、營養缺乏病、變態反應病和消化系統病等十類近百種疾病的認識過程。溫斯勞(C. Winslow)的《征服流行病:觀念史的一章》(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論述了人類對流行病的認識,從神靈世界、上帝的懲罰、自然哲學的疾病觀,到傳染概念的萌生,對瘟疫認識的深入以及細菌理論的建立的演化史。
卡普蘭(A. Caplan)等在《健康與疾病的概念》(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中通過比較西登漢姆《醫學觀察》的前言、莫爾幹尼《疾病的原因與位置》的序言、比沙《病理解剖學》的緒論、伯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微爾嘯《細胞病理學》中的主要論斷以及坎農在《軀體的智慧》中關於生物學和社會穩態的思想,考察了疾病概念的歷史演變。
近幾十年來,西方的醫學編史學(historiography of medicine)有了極大的發展,無論是在醫學史理論方面,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創新,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寬,不僅推動了醫學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於人們全方位、多維度地審視醫學及其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醫學史被一種簡單的實證主義統治著。偉大的醫生、醫學知識的進步、疾病診斷治療技術的發展一直是醫學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主旋律,因此被稱為醫學的「輝格」史(Whiggish history)。有學者認為這種醫學史是「由醫生為醫生所寫的關於醫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確,早期的醫學史和疾病史通常由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所寫。從古代至二十世紀初,在醫療手段局限的情境下,醫生們通過疾病史研究來瞭解疾病流行的特點以及先輩的經驗,從中獲得啟迪。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疾病史研究對醫生們理解疾病機制,提高診斷治療水準不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疾病史研究的臨床實用價值逐漸降低。